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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被推为桐城中兴的盟主，但实际只是利用桐城派的影响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其目的在于借助桐城派这块金字招牌，来扩大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
他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使湘乡派一时蔚为大观。
但由于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义理为根本宗旨的立场，这种桐城“中兴”
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
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没落以及西学的逐步传入，桐城派后人被迫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朝着更加接近经世文派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之后，桐城派中有名气的人物有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
四人之中除张裕钊外，其余三人或者当过外交使节，或者出洋考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
他们的散文能够突破桐城古文的局限，注重反映社会上的新事物、新生活、新气象，从选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大胆变革。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散文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
但是，无论桐城派如何变革，它毕竟是在旧的框框内的修修补补，已经很难满足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的需要。
曾门四弟子之后，有影响的桐城派作家已屈指可数。
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后，桐城古文已成为阻挡新文化运动的障碍，尽管有林纾（1852—1924）、马其昶（1855—1930）、姚永概（1866—1924）等人相互标榜，但桐城派的没落之势已成定局。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深入，桐城派便逐渐在近代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二、“文体革命”
的兴起
伴随着桐城古文的复兴和消亡，一股新兴势力在散文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
早在晚清初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启蒙主义者就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表达时代内容的新的文体形式，他们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是近代文体革命的曙光。
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前夜，严峻的社会现实培养了他的进步思想。
他深刻认识到空谈义理的文章于时世无补，极力提倡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发起的经世致用之文，坚决反对烦琐的虚谈，主张文章必须联系实际、切合实用，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以他为起点，形成了晚清初期文坛上颇具影响的经世文派。
龚自珍针对晚清社会现实而写的政论文最能反映他“经世致用”
的文学观，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都是其代表作品。
这些散文打破了桐城文法的陈规陋习，随笔直书，笔力遒劲，犀利精辟，言之有物，深刻揭露了封建衰世的社会现实，渗透着作者特有的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为近代散文的革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魏源是经世文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在当时也很有名气。
特别是他的政论文，借古喻今，犀利深刻，切中时弊，集中体现了他作为注重时务的政治家的经世文风。
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
“善言古者，必验于今矣。”
强调文章必须切合实用。
其散文名篇如《默觚》《筹海篇》等，大多以时务政事为题材，剖析有关事务的原委利弊，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经世文派发展到咸同年间，又出现了冯桂芬、王韬等代表人物。
冯桂芬（1809—1874）在散文创作上继承了龚、魏“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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