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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主张文章要干预时政，反映社会现实。
他特别反对桐城派的“义法”
，表现出要求散文创作走向解放的意向。
他在《复庄卫生书》一文中，针对桐城派专尊程朱的“道统”
，提出“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一不可著之于文”
；又针对桐城派拘泥唐宋定法的“文统”
，提出写文章应“称心而言，不必有文法”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基石。
他的政论文不仅眼光敏锐，表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刻和认识上的卓见，而且文笔畅达，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王韬（1828—1897）是近代著名的政论文作家，他在其主编的《循环日报》上大力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政论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深受先秦纵横家的影响，不仅笔锋犀利，纵横捭阖，而且直抒胸臆，气势雄浑，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有《弢园文录外编》12卷。
这些散文有意不遵桐城“义法”
，只求辞达，写得明白晓畅，在古文通俗化方面跨出了一大步，成为梁启超“新文体”
的先驱。
经世文派尽管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更加明确的文体革命目标，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肩上。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新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开始在旧的流派之外另辟蹊径，去寻找一种更加通俗、更易于普及的新文体，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体革命运动。
走在这次运动前列的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而真正使新文体得以形成的则是梁启超。
康有为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兼文学家。
他的散文创作是他从事维新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起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作用，他的散文一扫传统古文程式，散偶结合，文笔晓畅，感情丰富，气势磅礴，具有巨大的鼓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传颂一时的《强学会序》、著名的“公车上书”
（《上清帝第二书》）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他的政论文敢于直陈时弊，大胆建言，见识卓越，议论深刻，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
他的游记散文语言通俗畅达，描写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这些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不见桐城派清规戒律的踪影，实际上已成为梁启超“新文体”
的先导。
谭嗣同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他早年颇喜桐城文章，并刻意学习数年。
后来他渐渐看到桐城派的拟古风气和形式主义对文人的束缚，于是转而学习魏晋文和骈文。
他有意打破古文和骈文之间的界限，主张散文的语言应该骈散合一，应该吸取骈文在气势方面的特长。
他的散文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汪洋恣肆，辞藻华美，带有明显的魏晋文的特色。
维新变法期间，谭嗣同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开始提倡文体解放，大力颂扬“报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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