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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突出强调报章文体的重要性,对于推进散文自身的解放和革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他所写的报章体之作,大都气势充沛,笔锋犀利,语言质朴晓畅,条理井然有序,论述逻辑性强,时而杂以俚语、新名词和外国译语,完全打破了桐城文“义理”
和“雅洁”
的樊篱,使文章显得清新活泼,富有朝气。
像他的《论湘粤铁路之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等,都是报章体的名篇。
谭嗣同在报章体方面的努力和他所形成的艺术风格,为后来“新文体”
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启超是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宣传者,同时也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之一。
在其政治改革活动中,梁启超始终没有忘记使用文学这一重要宣传工具。
为了使文学更好地适应宣传新思想的需要,他对几种主要的文学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等口号,成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
在散文革新方面,梁启超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主编《时务报》时,他就倡导一种面向现实、干预时政的文风,主张文章必须以国人最关注的内容为题材。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在《夏威夷游记》中,他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
的口号,掀起了文体革命的新浪潮。
为了扫清“文界革命”
道路上的障碍,梁启超对八股时文和桐城古文进行了有力批判。
他认为八股文只不过是替圣贤立言的工具,根本不能表达作者的思想,也不符合创作的规律,应该予以彻底摒弃。
对于桐城文,梁启超也素不喜爱,认为桐城古文因袭矫揉,无所取材,空疏虚浮,无益社会,拘于义理,死气沉沉。
他认为,散文已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而改变的唯一方向就是要造就一种趋向“言文合一”
的通俗文体,这也正是这次文体革命运动的基本主张。
在创作实践中,梁启超逐渐实现了这一目标。
他在报刊上写过大量“言文合一”
的政论文和杂文,这就是他所竭力探索的“新文体”
。
这种新体散文大量出现在报章上,特别是《新民丛报》上,所以又称“报章体”
或“新民体”
。
关于“新文体”
的特点,梁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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