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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些能够变革社会现实的仁人志士，他们是龚自珍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龚自珍坚信，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光明的理想社会就在眼前。
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龚自珍坚持不懈，至死不渝。
他在《乙亥杂诗》其五中，写下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悲壮诗句。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的理想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这就为他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矛盾。
他的很多诗歌在雄奇奔放、高昂激越的情调里，经常夹杂着一种深沉而悲凉的忧郁感，这正是其思想上的矛盾在诗歌中的反映。
龚自珍特别注重诗歌的个性和**。
他的诗善于运用奇特丰富的想象和多彩新颖的比喻，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他能够摆脱传统格律的束缚，自觉运用古典诗歌的多种形式，使自己的诗歌形式富于变化，灵活多样。
他的诗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或瑰丽，或朴实，或古奥，或通俗，一切都从表达内容的需要出发，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也是龚自珍创新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这种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晚清诗歌的发展，为“新体诗”
的诞生起到了“启蒙”
作用。
鸦片战争期间，魏源、林则徐等进步诗人沿着龚自珍开创的路子，对当时的侈靡诗风继续进行冲击。
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过程及战后中国社会变化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都紧扣时代的脉搏，饱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如魏源的《寰海》十章歌颂了三元里人民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痛斥了统治阶级卖国投敌的丑恶行径。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更是广为传诵的名言佳句，充分表现了林则徐作为一位爱国主义政治家崇高的品格和旷达的胸怀。
其他如张维屏（1780—1859）、张际亮（1799—1843）、姚燮（1805—1864）、朱琦（1803—1861）、贝青乔（1810—1863）等都是此期的著名诗人，他们所写的战争史诗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真正在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诗界革命”
运动和“新体诗”
的创作。
“诗界革命”
和“文体革命”
的背景一样，都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需要，对旧的文学形式提出革新的要求。
“诗界革命”
的口号是1899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的。
在这面旗帜下，聚集着像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1848—1905）、夏曾佑（1863—1924）、蒋智由（1865—1929）、丘逢甲（1864—1912）等一大批进步诗人，形成了轰轰烈烈的诗歌革命运动。
这次运动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在梁启超的诗歌理论中。
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创作远不及其散文创作的成就大，他对诗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理论建设上。
他提出了“诗界革命”
的口号，为晚清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他认为，诗歌创作必须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反映新的时代内容；传统诗歌之所以日趋衰落，就在于它已无力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这就要求诗人摆脱传统的束缚，勇于探索新的创作道路。
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强调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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