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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
意思是中国诗界在拟古诗风的影响下已经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革命就无出路。
然而，“诗界革命”
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诗界的“哥仑布”
“玛赛郎”
式的革命人物必会应运而生。
这是晚清较早揭出“诗界革命”
旗帜的文字。
所谓“诗界革命”
是提倡用反映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新诗歌，取代旧诗歌。
新诗歌的特点何在？梁启超指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9]他所说的“新意境”
“新语句”
指的是西方的新文化；“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是指对旧诗歌在形式上、风格上的一定保留，反映了“诗界革命”
不彻底的一面。
“诗界革命”
实质上是要在旧的诗歌形式中注入全新的内容，就是要在保留传统诗歌风格的基础上，勇于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素养，打破中国传统诗歌的封闭系统，使中国诗歌面向西方、面向世界。
这一方向是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追求的个性自由相一致的。
黄遵宪像
在“诗界革命”
的创作实践中，成就最大的是黄遵宪。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
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著作。
他一生曾几度出任外交使节，足迹遍及五大洲。
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东西文化较为深入的理解，使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都具有视野开阔、勇于创新的特点和反传统的精神。
黄遵宪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曾参与康、梁变法，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的内政，挽救民族危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也是一个忠实的爱国者。
他并不甘心于以诗人自命，而是想以诗歌为工具，去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歌必然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
他坚决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10]的现实主义观点，明确倡导以白话入诗。
在表现方法上，他主张既要继承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又要力求创新，要在吸取古人精华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来。
这充分体现了黄遵宪对传统诗歌的变革精神。
反映甲午战争前后40年的历史风云，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是黄遵宪诗歌中光辉照人的部分，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他的诗歌组合起来，可称得上一部长篇诗史。
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组诗，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上黄鹤楼》《书愤》《冯将军歌》等诗，强烈谴责了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热情歌颂了抗敌将士的英雄事迹，表现出诗人浓郁的反帝爱国热情。
黄遵宪的诗中还有大量描写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内容，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有名的《今离别》四首，写传统的游子思妇题材，而以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现象构成离别相思的情景，别开生面，独具韵味，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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