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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为“中华委员会”
，推选狄考文为会长，并规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中华教育会的成员，初期仅数十人，后发展至近200人。
该会在我国各地还设有分会。
中华教育会的宗旨是“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
。
[69]其任务有编写教科书、拟订教育指南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演讲交流会、检查教会学校的工作情况等。
除了中华教育会外，美国控制的世界性组织——基督教青年会还于1885年在华设立分会，并渐次推广。
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教会作为传教、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以传教、训练教民和培养传教士的助手。
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造就知识干部，借以控制中国的各个领域，以及使中国“基督教”
化。
总之，西方各国教会办学的本意是在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的同时，辅以教育手段，从而达到它们完全控制中国的目的。
三、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
在谈到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非正常状态的文化交流的产物。
西方列强以军舰大炮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渗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强大的保护。
不平等条约给予各国教会在华办学的权利。
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各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颁布，也对教会学校的发展起了保护作用。
总之，教会学校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种现实反映。
其次，是非对等的文化交流。
近代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固然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文化交流中，更主要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规模地输入、渗透，猛烈地撞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此时，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并已进入发展烂熟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绝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征服者，而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必将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新对手。
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重要地位。
这种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把教会学校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文化交流的非正常状态，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得以出现；文化交流的非对等，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进行西方文化的渗透成为必然。
从西方传教人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教育言论和教育实践中，充分暴露了教会学校的侵略本性。
毛泽东在1949年八、九月间写的评论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五篇文章中，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办学活动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
我们这里说的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实际都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
，都是“为了侵略的需要”
，为了愚弄中国广大人民和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西方资产阶级需要的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从而影响中国，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过程，造成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
[70]。
在充分认识到教会学校的侵略性的同时，我们也需注意：虽然教会是维护西方宗教意识形态的堡垒，但不能把西方教会与教会办的学校完全等同起来，简单地视之为传教士自我封闭的神学阵地。
相反，教会学校为基督教本身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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