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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声，都比较清楚地表现出先进士人对近代科学的重视和追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习西方的范围逐渐从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进而吸取西洋的器数之学，用机器来殖财养民。
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
也就是说，近代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理论依据的，要想自强求富，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
传统的崇尚“义理”
、鄙薄“技艺”
的价值观念在自然科学传播的作用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逐步动摇直至最终被取代。
冯桂芬认为，中国“名实必符不如夷”
。
郑观应指出：务“虚”
不务“实”
，“循空文而高谈性理”
，是中国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
一些进步人士还大胆破除传统思想中讳言“功利”
的禁戒，著书立说，言富言利。
在王韬、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以及后来的维新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言论当中，“兴利”
、“言富”
的字句比比皆是。
可见，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在科技的推动下，逐步为社会所认可，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念的地位日渐衰落。
三、近代科技对教育改革的促进
近代科技的引进和发展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既改变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内容，又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企业和新式军队的出现，近代科学的成果不断在这些部门中加以运用，这样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如何适应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教育机构和体制成为当时一些人议论的中心。
为了缓解人才供应的严重不足，洋务派除了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学习军事、造船、工程等专业知识以外，还在国内兴办了一些洋务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等，培养洋务活动所急需的专门人才。
虽然这些学校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学校，但是已经冲破了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经学教育制度，传播了近代的自然科学、工艺学和农艺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为清末近代新教育制度特别是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专业人员的大量需求，而旧的科举制度造就的却是大量的无用之人，无法满足社会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使人们对旧的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认识更加深刻。
深通洋务的李鸿章就痛感科举制度弊病太深，无法培养适应兴办洋务新政需要的人才。
他多次上奏抨击科举弊病，主张于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一科，以造就通晓“西艺”
的人才。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进步人士把研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改革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传统教育联系起来，西学开始向科举渗透。
虽然他们并不主张废除科举，只是希望在科举当中增加某些自然科学的科目，但是，这种变通将科学引入了科举，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落。
1887年，清政府允许各省监生报考算学。
1888年在顺天府乡试中，总理衙门将各省送到的监生及同文馆学生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
自然科学与传统四书五经同考，这是近代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封建传统教育变化的一个开端。
但是考试科目仍然有四书五经，新人才的选拔还是受到很大限制，此后不断出现要求破格录用一些科举考试成绩不佳而自然科学造诣较深的人物的现象，反映了自然科学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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