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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即开始从事图书出版事业，主要是翻印明末遗民遗老所著的小册子，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记》以及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各篇单行本等，因为它们大都宣扬反清复明，社会影响不大。
进入20世纪之后，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有了较大发展。
革命派出版活动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翻译出版了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著作，二是编印出版大量宣传小册子。
1901—1904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阶段，革命派除创办《苏报》、《大陆》等报刊外，翻译出版了外国各类著作200多种。
主要的译作有《路索民约论》（法国卢梭著，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印）、《万法精理》（法国孟德斯鸠著，译书汇编社1900年译印）、《自由原理》（英国弥勒约翰著，马君武译，译书汇编社1903年印）以及《美国独立战史》、《佛国革命战史》等。
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大量印行了革命宣传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黄世仲的《辩康有为政见书》等，其中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是《革命军》和《猛回头》。
《革命军》，邹容著，章太炎序，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全书2万多字，以满腔**颂扬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
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各地竞相翻印，发行100多万册，是当时销量最大的革命书籍。
《猛回头》，陈天华著，1903年出版，全书共四章，作者以激昂的爱国热情，写出了民族危机和亡国沉痛，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此书出版后，屡屡再版，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小册子构成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这类小册子共出版了130余种，正如有人所说：“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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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出版业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
洋务运动的挫折和弊端，使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难以维持，国内的商办工厂民营企业应运而生，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逐渐发展起来，与官办书局、教会出版机构成鼎足之势。
而此时，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各种派别人士纷纷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再加上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新式书院和新型学堂的纷纷兴起，新型教科书开始出现并逐渐繁荣起来。
另外，此时凸版、平版和凹版印刷技术取代了雕版印刷，使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发展到一个新时期。
中国近代新式的出版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而上海一地汇集数量最多，到1906年，加入“上海书业商会”
的出版企业达20余家，如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广智书局（1898年创办）、文明书局（1902年创办）、会文学社（1903年创办）、有正书局（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社（1904年创办）、彪蒙书室（1905年创办）等。
其中，商务印书馆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近代出版发行机构。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办于上海。
是年，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三位接受过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人集资3750元开办了一个小印刷厂，以承印外商商业文件为主，并为英美圣经会及广学会等印刷宗教书籍。
1901年，夏瑞芳邀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参加创业，于是一个民办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就在世纪之交崛起了。
1901年，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公司，夏瑞芳任总经理。
1909年设董事局，张元济任董事局主席，后改称董事长。
1902年8月，由于新学兴办，急需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中心转为出版学校用书。
翌年重建印刷所，添设编译所和发行所，蔡元培和张元济先后任编译所所长。
以后规模逐渐扩大，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30余处分馆，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近代化印刷出版企业。
在出书范围上，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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