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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服热中，20世纪初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
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1903年胡汉民任教习所在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在岁时年节学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
[2]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
1906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一个多彩的时代。
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
满族妇女穿洋服者在国内也已经出现。
1903年，清朝驻法国巴黎的公使裕庚卸任回国，带着西洋妇女装束的夫人及两位女儿回到国内，并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
[3]其女德龄姐妹成为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在一片旗装的宫人中格外显眼。
这在满族妇女尤其在贵族妇女中尽管是一个特例，但却反映出西方服饰潮流对满族社会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传统服装与西式服装并存融合的基础上，西装虽没有更大的普及，但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
男子的大襟长衫、对襟唐装、折腰长裤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等成了常服式样；在满装基础上加以改造的长袍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来。
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在不断地增加。
在服式改革中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男式礼服中山装的创制。
中山装由孙中山首创，对于他设计时参考的基样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是根据日本的学生装，有的说是日本铁路工人服，有的说是一种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
。
不管哪一种，都不是东方的传统服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装服式的影响。
孙中山结合中国人的特点加以改造，使其显得庄重、实用，富有中国气派，很快得到流行。
这点最能说明中国近代服装的中西合璧特点。
二、中西餐并行的饮食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饮食习惯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但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西方的一些饮食也逐渐传入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反响，出现了中西餐并行的局面。
19世纪50—60年代，士大夫们对西方饮食更多地表现为隔膜和新奇。
1866年（同治五年），初次游历泰西的青年学人张德彝刚登轮船，曾充满欣羡地记录了西餐食品和食法，但吃过以后却产生了反感。
他在日记中写道：“盖英国饭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
甜辣苦酸，调合成馔。
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
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
[4]以至于同行的中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
。
在张德彝的日记里，把巧克力译为“炒扣来”
，称“其味酸苦”
；红葡萄酒“味酸而涩，饮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
；“面包系发面无硷，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而“必耳酒”
（啤酒）“其色黄，味极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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