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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价都反映了中国人对西餐的最初印象。
19世纪70—8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人们开始对“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
的西菜馆有了兴趣。
1876年（光绪二年），葛元煦注意到，开设在上海虹口一带的西餐馆有“华人间亦往食焉”
，[5]到后来竟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
[6]。
到清末，食西餐成了有钱人的时尚。
“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
，而中产阶级飨宴亲朋好友，也往往到“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
[7]。
这时，张德彝式的议论便很少见到了，说明西餐已逐渐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
西式饮食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
19世纪80—90年代，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一些西餐馆。
1881年，法租界里开设3家面包房，所用原料来自美国的旧金山。
英国人则在上海经营奶牛牧场，每天生产1000公升鲜奶和200磅奶酪，用于供应租界区里的外国侨民。
另外，从欧洲运来的蔬菜、奶制品使洋人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葛元煦介绍说，“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
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订，每人洋银三枚。
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
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
。
“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
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
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
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
[8]“外大桥的礼查、法大马路的密采照、南京路口的汇中为早，全沪不下十余所，食品清洁、室无纤尘、又无喧哗嚣杂之声的这类餐馆。”
[9]海昌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叉耀眼盆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
[10]在名称上中国化了的西菜馆很多，如“一品香”
、“一家春”
、“海天香”
、“一枝香”
、“醉和春”
，等等。
由于吃西餐不必拘泥礼节，场地洁净，故官场、商场应酬多择西餐馆。
在晚清，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
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
、“德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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