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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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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武彦
1977年,福冈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
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
之学,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但很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
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
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Topics九州》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
的重要性。
当时我读了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
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使我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人生经历,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
。
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
五十岁时,我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我心中不胜悲痛。
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我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
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我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
在此期间,我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
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我虽然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写作进度缓慢。
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些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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