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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
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
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
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
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
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
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
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
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
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
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
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
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
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
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
当土木之变时，其根据地本在东方。
自蒙古复强，它即渐徙而西北。
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
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
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
主持教务。
因西藏人信之甚笃，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
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
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
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
的官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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