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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电信各个采购部门的负责人，眼里要么只有那些国外的大牌子，要么就是为了应付任务采购国营电信设备，对于华为这样的民企看都不看一眼。
华为曾有一位博士为了能跟采购方见面，事先打听到对方的航班，可由于飞机晚点，在机场寒风中苦苦守候了几个小时。
等降落时已经是后半夜，对方看到居然还有人接自己，喜出望外，但是听说来人是来自华为而不是自己想谈的AT&T的代表，掉头就走。
还有华为销售为了挽救一个地方市场，打听到电信局的负责人与爱立信的销售在洽谈，便从吃晚饭时在宾馆大堂等候，一直到凌晨一点半，就为人家出来时能打个招呼。
但是客户出来后说了一句“没时间”
就走了。
由于这种逆向歧视的整体氛围，华为这样的民企处境很艰难。
1992年，正当华为研发局用交换机处于紧要关头时，银行却大幅收紧了信贷，华为根本贷不到款，只好靠年利率高达20%～30%的高利贷来周转。
当时华为为了筹钱甚至出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政策：哪个员工能拉来一千万贷款，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资金会向回报率更高的方向流动，而回报效率最高的地方，当时是股市和房地产。
资金的快速聚集显然会激发股市和房市泡沫，甚至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因此银行系统不得不紧缩银根以应对风险。
1988年的时候，海南房价均价才1350元一平方米，1992年迅速飙升到5000元一平方米。
1992年的5000元按购买力计算的话，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
上千亿元的资金涌入南方的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上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
一块不毛之地、几张还在设计阶段的楼盘图纸，就成为资金争相追捧的对象，项目转来转去，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1平方米赚1000元。
600万人口的海南，最高峰时竟然有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
许多地方政府甚至都筹集资金，来海南捞一笔。
那个时候，潘石屹是一个砖厂厂长，陈卓林的家具厂风头正劲，王石还在贩卖玉米，杨国强还是个泥瓦工，王健林刚转业做了大连市西岗区办公室主任，许家印还在舞阳钢铁公司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张玉良在上海农委会是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吴亚军还在重庆前卫仪表厂当技工，在这场大潮中他们先后转到了房地产业。
1992年也掀起了一轮股市风暴。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直线上涨到十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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