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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就进行“貌阅”
——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即将每个人的相貌和年龄等情况记录在官府的户籍登记簿上，让隐藏人口和逃亡变得非常困难。
到了大业五年（609），隋朝登记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户，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
（见《隋书?地理志上》）
政治上的改革和经济上的繁荣带动了开皇年间文化的发展。
之前几百年战乱使得大量文化典籍在战火中焚毁、遗失，开皇初年出现了“书荒”
。
于是，隋朝在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下诏求书，规定献书一卷赏绢一匹。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当时有个叫作刘炫的人，赶紧埋头去找书。
可是书哪有那么好找啊，刘炫脑袋一转，想朝廷是下诏求书，没说现写的书不算啊。
于是，他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开始写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炫不久就“攒”
出了《连山易》《鲁史术》等书，共计一百卷，恭恭敬敬地献给官府。
当地官府没有专门的人才来辨别图书的真伪，同时也不愿意打击民间献书的积极性，只好按照一卷书一匹绢的赏格奖励了刘炫。
刘炫因此成了一个小财主。
如此真真假假，民间古书、异书层出不穷，隋朝社会没几年就图书丰富，图书馆里藏书不绝了。
求书仅是一个开端，杨坚在文化教育方面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把文化教育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
但几百年的乱世沉重打击了文教事业，使得社会上“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
，百姓们不重视道德，你争我夺。
为此，杨坚高呼“治国立身，非礼不可”
，表示要“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
。
他也承认“积习生常，未能惩革”
，发扬文教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杨坚要求全国建立健全文教制度，地方官员大力宣扬朝化，百姓在非役之日和农闲之时，学经习礼，目标是让全天下都“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
。
《隋书》不吝啬篇幅，全文记载了杨坚的这道诏书，并说诏书颁发后不久，天下州县都设置了博士加强文教事业。
可惜的是，因为文化和教育乃百年大业，短期内难见成效，后人无法在短暂的隋朝历史上看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耀眼的文教成就。
但是隋朝扭转乱世积习、重拾文教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开皇十二年（592），度支官奏称：“天下府库都藏满粮食布匹，无法接纳新的物资。
许多物资只能堆积在廊庑之下。”
天下富足，仓库难以承载赋税物资的盛况只在此前七百多年的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出现过，那是一个被艳称为“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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