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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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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
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
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
因此，权威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
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
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权威；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
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
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
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
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
故在18世纪时，专制政体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
法律是为生人制定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
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1860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
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
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
如19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
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
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
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做宣泄愤懑的活塞。
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
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
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
，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
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
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现、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
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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