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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奇迹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世界科学家的注意。
但更具有戏剧性的是，莱布尼茨在和住在中国的鲍威特通信时，为了表达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敬仰心情，特地给清朝康熙皇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寄来他研究八卦的数学论文。
他认为二进制开创于伏羲，而归功于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
不料康熙皇帝批示：“天下之事，何必师事夷人。”
竟拒之于千里之外。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和《六十四卦》同抄在一幅帛上的，还有一篇未标题名的古佚书，书中文字分36行排列，约2500字。
经整理小组专家张政烺先生的初步考证，这就是《易传》的其中一篇，取名为《二三子问》。
由于帛书《二三子问》处于该件帛书折叠的最外层，所以残破较多，有大块缺字。
又因无别本可供参考，整理相当困难。
其原件分作四块高24厘米、宽约10厘米的长方形残片，尽管整块的帛书大多得以完好地拼裱，但许多小块的帛书残片多有误拼、倒拼、错拼之处，从而给帛书的释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在释读《二三子问》的过程中，整理小组的研究人员陈松长等，不得不再次利用照片剪贴、拼复等手段弥补了20多处残缺、遗漏和错误，尽管这些拼缀并不一定正确，但至少比原件进了一步，多少恢复了一些帛书原貌。
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帛书内容来看，《二三子问》虽与帛书《系辞》同出于一墓之内，且都属《易传》的内容，但若将同墓出土的帛书《二三子问》和帛书《系辞》做些简单的比较，便会发现其各有千秋非一人所作。
这一点，从帛书《系辞》和《二三子问》中对同一句卦爻辞的不同解释可以得到说明。
此外，整理人员还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二三子问》乃是一篇有别于传世之本《易传》，属于早已失传而复得的汉初易传著作。
也许正是帛书《二三子问》与帛书《系辞》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整理人员才又从这久已失传的佚书中发现了一个隐秘。
这个隐秘就是帛书《二三子问》的学派性质是很明显地属于儒家学派的。
理由之一是，该篇很明确地标明了答难释《易》的人是孔子，尽管这并不是孔子自己所记，但撰写该篇的作者至少也应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或者至少也是儒学阵营中的人，不然他就不会抬出儒学的权威孔子来做解释人。
理由之二是，该篇的内容没有丝毫的道家释《易》的痕迹，通篇全是从圣君治国、举贤任能、施教安民等方面对《周易》进行儒学政治哲理的发挥和引申，如占筮、卦象、爻位等易传的内容，在这里全然不见。
因此，帛书《二三子问》的面世和研究，又为孔子作《易》提供了坚实而可信的例证。
由此，以著名学者陈松长为代表的部分帛书整理、研究人员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和肯定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尽管孔子作“十翼”
，一时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证据，但从帛书《二三子问》中的记载可知，《史记》的记载大致不谬，孔子至少曾对《周易》做过一些口头阐释，他的弟子及后人曾对之做过记录整理或补充加工，这些记录无疑反映了孔子的儒学思想，通行本“十翼”
显然是这种记录的结果，而帛书《二三子问》更是这种记录的现存最早的抄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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