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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那些在五十年前带着中国义和团式的强烈义愤高呼“西方蛮夷滚出去”
的激昂爱国者今天完全绝迹了。
自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与外国接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便利彻底改变了大和民族对西方的情绪，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激发了我们祖父辈们的敌意。
相反，我们热切希望认同西方文明，而不是亚洲文明，以致我们的大陆邻国认为我们是叛徒，不，甚至是白种人灾难的化身。
但是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心态就像今天中国思想保守的爱国者们的心态，在西方的推进中只看到我们可能会彻底毁灭。
对于被践踏在脚下的东方来说，欧洲的荣耀仅仅是亚洲的耻辱。
倘若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中国爱国者目前的处境，我们就能理解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我们祖父辈眼中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对于东方人受了伤害的想象力来说，历史将会陈述降临在亚洲大地上的白种人灾难是如何逐渐扩展的。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那就是在摆脱了锁链之后，西方企业喜好漫游的精神初次开始攫取地球上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
马可?波罗从中国朝廷返回时，捎去了最遥远的东方拥有不计其数的珍宝的消息。
美洲只是西班牙在企图寻找人们垂涎三尺的印度财富时偶然发现的。
我们还记得葡萄牙人的残酷统治和荷兰人背信弃义的日子，当时牛皮能换来一个殖民地，授予工厂特许权能建立起一个帝国。
17世纪初，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创建的东印度公司纷纷兴起。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政治野心未能得到满足。
这些原因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德里的穆斯林政权固若金汤，以及他们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的畏惧。
那个帝国依然勇敢地承受着西方挺进的主要压力，并时常勇猛地反攻到维也纳城下。
然而，在西方持之以恒的联合打击下，新月的光芒迅速暗淡了，不久签订了灾难性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33]，开始了俄国对土耳其宫廷事务的强行干预。
1803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成了英国养老金的领取者。
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在欧洲列强的“保护”
下登上奥斯曼帝国的王位。
18世纪后半叶，随着信贷与资本的增加，欧洲工业化的创造力开始启动。
煤炭取代了木材在冶炼中的地位，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机动织机和蒸汽机层出不穷地涌现。
商业化使西方自己的生活要依赖为其产品寻找市场。
她现在的角色是销售，而东方的角色则是购买。
战争是她的工厂宣布的，西方较有人情味的政治家的抗议被淹没在工厂机器的轰鸣中。
以个体经济为主的东方贸易有什么机会来抵御有组织的商业大国势不可挡的炮台呢？廉价又极具竞争力，就像机关枪一样，他们在这些东西的掩护下前进，把手工艺品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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