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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
无王令旨，不得发兵。”
也就是说，藩王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代表”
。
如晋、燕二王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和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其节制。
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报告朝廷，二王军权之大可想而知，这也是燕王后来能够发起靖难之役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朱棣称帝之后，极大地削弱了藩王的军权，但是各地的藩王还是会拥有一定的私人武装。
譬如后来宣德朝的汉王叛乱、正德时期宁王和安化王的叛乱，虽然经过朱棣对藩王权力的限制，这几次叛乱都没有成功，但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如果说早期藩王的武装对国家安全威胁甚重，那么负担藩王的供养更是中央财政肌体上的“毒瘤”
。
明朝的分封制度虽然和周代相似，但是以洪武帝“酷爱创新”
的性格，对分封也进行了调整——分封不锡土，列爵不临民，食禄不治事，不近四民之业，世袭罔替。
不能从政，也不能参与工商等营生，一句话就是什么也不能干（明初的塞王例外），安静地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寄生虫”
。
而且藩王的子孙也可以承袭爵位，坐享其成。
明廷规定藩王的嫡长子可以世袭爵位，其他儿子降一等成为郡王，郡王的嫡长子继承郡王爵位，郡王其他儿子降爵成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为奉国中尉。
如果只有几十个藩王也就罢了，国家尚可负担，但是由于亲王们一天到晚没事干，过去又缺乏娱乐项目，享受补贴的龙子凤孙们开始成几何级数递增，而中央政府为了消磨藩王们的意志，原则上也是大力鼓励他们“多生”
。
明朝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博学大儒张岱，在其穷尽毕生精力所著的《石匮书》（纪传体明史书籍，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中记载：“我明自靖难之后，待宗室其制愈严愈刻。
在诸王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对于明朝宗室来说，贪杯好色竟然被视为“贤德”
，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另一方面因为生的孩子多了，享受国家补贴的自然也多了，所以诸王把生孩子当“事业”
来经营。
就这样，“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大明朝的宗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国家为此每年都要负担庞大的支出。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
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
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下部复议，从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他冒滥者多所裁减，于是诸王亦奏辞岁禄，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岁出为稍纾。”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当年应该给予宗藩的禄米为853万石，如果根据十多年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明会典》的记载赋税收入麦406.7万石、米2264万石，合计2670.7万石来计算的话，宗藩禄米约占赋税米麦的30%以上！
当然，面对如此沉重的压力，朝廷也做出了调整，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世宗定下制度，亲王禄米岁减500~2000石，郡王、将军七分折钞（折钞，用宝钞替代），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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