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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能“高风亮节”
，也无法挡住众多官员搭乘“贪腐”
的公交车前行。
新人总有一个“学习腐败”
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比较慢的时候，王朝还能维持有限的活力。
当这个过程足够快、人数足够多的时候，就是一个王朝寿终正寝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就是如此。
其实明朝中期官员的贪腐和奢侈之风就已经很严重了，大明的“续命师”
张居正虽不算贪官，但其死后抄家仍“所蓄不及十万”
，这里还不包括名贵字画。
面对此种状况，不知道洪武帝会作何感想。
仅凭锦衣卫来制衡贪腐，实在太过天真；用尽了重刑惩治违法官僚，杀了数万人，官员贪墨却愈演愈烈。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无奈地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华夷。
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
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皇帝实在是想不通，如此重刑之下为什么还有一茬接一茬的官员以身试法。
不但贪腐没有止住，还唤醒了锦衣卫这头洪水猛兽。
在明朝前期，由于朱元璋、朱棣等君主雄才大略，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控吏治和锦衣卫。
随着强权皇帝的去世，加上继任皇帝或刻意纵容或不理朝政，厂卫愈发横行于世，出现对官吏滥用刑讯、屈打成招的情况，冤狱频出，人人自危。
而明朝重刑讯也被后世广泛诟病，让文官集团的尊严被粗暴地践踏，法制形同虚设。
在明朝中后期，锦衣卫也成了皇权与党争的工具，对吏治造成了严重打击，甚至有了“天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
和“明亡于厂卫”
之说。
其实锦衣卫坐大的根源在于权力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朱元璋之后的几朝皇帝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催生东厂、西厂与内行厂的重要原因。
锦衣卫从诞生之日起，它的罪恶行径似乎就与其鲜衣怒马的外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不管人们怎样唾弃这个“历史名词”
，它都只是特殊时代皇帝专制统治下的工具而已。
[1] 该书记述了明朝的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山川风物、神仙鬼怪等诸多内容，对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典故逸闻记载得尤为详细，书中所记载的很多事情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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