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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无法无天实际上是皇帝对绅权的宽容和放纵。
皇帝采用实际的利益作为交换，把士绅阶层和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皇帝在乎的是“士人的心”
，士大夫图利，对皇权的威胁也最小，才能成为皇权统治的最佳工具。
到了明朝中后期，科举制已经成了读书人登上庙堂的唯一途径，读书的“高回报”
让天下学子为之痴狂，南北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家机构。
所以有明一朝，不论君主再怎么昏庸离谱，国家基本上都能正常运转。
每个制度都有其优劣性，不管怎么说，科举制还是加快了帝国的官僚化进程，让听命于皇权的官僚能够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的精英阶层确立了以出仕为荣的价值观与社会认同感，仁宗一朝也完成了明廷由“马上天子”
转变为“文官理政”
的时代。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一个身材肥硕的人登上了紫禁城的皇帝宝座，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第四位君主——明仁宗朱高炽。
虽然在皇位上只待了短暂的十个月，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并开启了仁宣之治的序幕。
性情温和的朱高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文臣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最喜好和大臣谈古论今。
正是这一点为他争取了最大的“筹码”
，仁宗的立储和登基，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以解缙为首的一大批士子的支持。
或许是知道治天下需要帝王与臣工勠力同心，也或许是仁宗的宽容大度和身体欠佳更愿意让朝臣参与繁杂的政务，洪熙朝短暂的改革中对政务与官员的整顿尤为显著。
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任用了一大批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参与新政府的工作。
虽然永乐时期内阁已经逐渐形成，但是由于朱棣的性格强势，很多事情还是由皇帝乾纲独断。
而在洪熙一朝，朱高炽经常召见臣工，在听取大臣议政之后再做重要决策，内阁的作用被放大，大学士们有了机会亲自参与重要决策，包括还都南京的决策，就是在夏元吉、陈瑄等众大臣上书的情况下做出的。
朱高炽还在这一年赐给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每人一颗刻有“绳愆纠缪”
字样的银印，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皇亲国戚胡作非为的案件。
仁宗对文臣的倚重可见一斑。
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但朱高炽先后监国长达十余年。
在此期间，他和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等大臣共议朝政，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朝臣元老们早已将朱高炽视为了帝国未来的掌舵者，而这位短命的“船长”
也为后来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永乐二十二年余下的几个月中，朱高炽更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改革上。
他削汰冗官，提拔才干，规定官员在70岁必须奉命退隐。
同时为了更好地吸纳人才进入权力机构，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寻求合适的人选。
朱高炽也为读书人跻身庙堂扫清了障碍，从仁宗开始改革的科举制度在日后日渐成熟，成了甄选帝国官僚系统人才最为高效和公平的手段。
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之为科举制度的只有明朝，挤到独木桥上也只有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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