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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这三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而这一时期的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
明朝从永乐帝起不断被放大的宦官权力，慢慢形成了一股宦官参政的氛围。
成祖、宣宗都属于英武之主，在位时尚且能够掌控宦官，英宗继位之时年幼，又遇到了王振，宦官专权成为必然。
至于土木堡之变，英宗的初衷是好的，仰慕祖宗的伟业，想建立不世之功，本无可厚非，然而仓促的准备、混乱的指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宣德后期到英宗执政前期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没有土木堡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果说英宗昏聩，那么应该是在土木堡之变前的执政时段。
有史学家认为，夺门之变和滥杀于谦等贤臣也是英宗一生中的污点，我们来客观地看一下。
首先，夺门之变很大程度上是石亨、徐有贞的投机行为；其次，在对于谦的处置上，英宗起初是很有顾虑的，后来在徐有贞的怂恿下才做出了杀于谦的决定。
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已被软禁多年的情况下，朱祁镇的心理肯定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对于政敌更是心存戒心，可以说杀于谦是英宗受到心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某种程度上说，于谦之死是官僚政治集团间派系斗争的结果，因为于谦不死，石亨、徐有贞便无法把持朝政。
如果说能给英宗一段缓冲期，那么于谦的命运很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虽然“夺门”
之后，石亨等一众大臣受到奖赏，但复位后的日子，朱祁镇也很快看出了这帮政客的小人之相，并且对杀于谦很是懊悔。
不久之后徐有贞便被踢出权力核心圈，石氏叔侄也被英宗除掉，企图发动政变的曹吉祥也被诛杀。
如果说土木堡之变还没有引起朱祁镇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反思的话，那么夺门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英宗已对自己前半生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
复位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清洗和权奸乱政，国家机器的运转慢慢趋于正常，主要原因就在于英宗的勤政和李贤等大臣的尽心辅弼。
在权力的最高峰，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天顺年间的朱祁镇经常是五鼓而起斋戒拜天，随后就开始早朝，退朝后至文华殿与大臣商议裁决政事。
事毕进膳，旋又批阅奏章，午休后又听内政。
每一天基本都是操心国事，衣着饮食从不挑剔。
在用人方面也能够不计前嫌，天顺初被除名的王竑，起复为军中参赞，旋又总督漕运兼抚淮扬。
英宗在位期间还开释了囚系数十年的“建庶人”
[1]，废除了宫妃殉死的野蛮制度。
对于流民的处理，也是英宗执政的一大亮点，英宗在位期间始终以“抚”
为主，并没有像成化年间那样采取强硬的押解勒令返籍的对策，缓和了社会矛盾。
《明史》称其“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
。
至于朱祁钰，抛开软禁哥哥和更易皇储之外，其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也是可圈可点。
帝国刚刚遭受土木堡之变，元气大伤，内地又水患频发，朱祁钰虽然只有二十岁，又是仓促登基，但不乏明主之相。
他广开言路，重用于谦等贤臣，让朝局为之一新；厉行节俭，减免宫廷开支，又下诏促进各省农桑事务，发展经济；对受灾严重的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区，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赋税减免，并且安抚流民，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起用了在正统十四年主张南迁的徐有贞治理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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