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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从身后营帐外传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不计其数的骑兵开始冲击营地，蒙古人顿时陷入混乱，在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抱头鼠窜，有的人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容就被斩于马下。
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幸存的蒙古人纷纷逃跑，被他们视为财富的牛羊、马匹、弓箭、皮袄充斥在山野湖边，这支军队就是由首任三边总制[1]的王越带领的明军骑兵。
半个月后，王越领兵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苦战大败南下劫掠的蒙古主力孛罗忽与满都鲁、癿加思兰部，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最终以明朝的胜利画上句号，史称“红盐池之战”
。
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起，延绥西路的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房能提出“搜套”
（将套虏驱出河套）方案起，朱见深一直密切关注河套地区的局势，敕令兵部详细谋划，中间历经换将，终于在红盐池之战将蒙古人驱逐出河套地区。
据《明通鉴》记载：“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
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三边总制王越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进士。
据说廷试当天一阵大风将他的试卷卷走，当年秋天朝鲜进贡竟然带来了王越的那张尚未写完的试卷，说是朝鲜国王正在视朝的时候，此卷从天而降，于是让使者带到了北京。
王越是成化时期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两次远袭鞑靼，是成化年间对北方边境守卫极为重要的将领。
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王越选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两万余人，出孤店关（今山西大同东北），分数道进，顶风冒雪，潜行至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之黄旗海），大败进犯的瓦剌亦思马因部，缴获牛羊牲畜六千余头，盔甲皮袄上万件。
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
当年土木堡之变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
得知王越在威宁海子大胜，宪宗异常欣喜，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
，王越也因此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二位因为战功封爵的文臣。
在王越驰骋河套的数年里，另外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巩固着北方的边防，这个人就是余子俊。
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余子俊巡抚延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明廷开启了从清水营（宁夏灵武市东北）到花马池（陕西定边县附近）连绵一千七百多里的“边墙”
工程。
工程凿崖筑墙，设置濠沟，每隔二三里还建有瞭望台、崖栅以便巡视警戒，有效地阻止了蒙古骑兵的快速进击。
余子俊与王越二人相辅相成，构成了成化朝的西北边防的铜墙铁壁。
宪宗掌国有个特点，那就是除了经筵日讲及常朝，很少和大臣见面，更不喜欢当面议政。
凡有官吏军民等上疏，一并发给有司衙门讨论，拿出方案，然后再由内阁代拟对有关部门意见的处理供自己参考，最后让司礼监代为批红，因此往往造成了文移往复频繁。
但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效率很高，宪宗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分析大臣们的方案上；第二，能够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地运作起来；第三，解放了自己，相比起朱元璋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宪宗有了更多的时间，这也是其在书画上颇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作为帝国的皇帝，确实不需要每件事情都操心，而是要高屋建瓴地站在全局去考虑问题，至于细节和执行，内阁、六部的众多官员完全可以胜任。
而朱见深开创的“垂衣拱手”
的执政模式，也成了之后明朝帝王的标准操作流程——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除了必要的上下朝和参加重要的仪式之外，不必参与到细碎而又复杂的朝务处理之中，各部朝臣商议之后提出意见，大事廷议，小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后签发六部。
宪宗的这一做法将皇帝从繁杂的政务工作中解脱了出来，这也是嘉靖、万历等皇帝不上朝而国家机构运转自如的重要原因。
此外，朱见深格局大，心地仁厚。
他即位后先为于谦平反，承认其“安社稷之功”
，之后又为景泰帝正名。
据《明史》记载：“成化三年十二月，左庶子黎淳追论景泰废立事，帝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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