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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佐。
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奏折。
这份奏折足有一百六十卷，孝宗不但看完了，还下令将这份奏折结集成书在全国发行，这本书后来成了对明朝经济、政治工作有重要参考和指导意义的名著，甚至在万历朝神宗亲自为该书作序，这本书就是《大学衍义补》，作者是时任礼部侍郎丘濬。
“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
就出自这本书，而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经济改革的重心，那就是——税改。
田赋是明代最基础的税收，执行的是“两税法”
——其征额依照“地力”
来执行。
夏粮以麦为主，在每年的阴历八月之前征收完毕；秋粮以米为主，在次年二月之前征收完成。
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能够收上来的税越来越少。
前边我们说过了，看似好像“税收大户”
的地主们往往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各地的豪强们不是免税就是可以延迟缴税，而小民百姓的税却一点都不能少交。
另一方面，由于交税的很大一部分是税米，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损耗和层层盘剥，于是出现了这种状况——老百姓越来越穷，乡绅土豪和官员们越养越肥，国家税收一年比一年少，这些情况都被丘濬记录在了《大学衍义补》中。
深知其理的朱祐樘开始对经济进行表里兼治，他首先下旨清理土地，并且将各类罪臣没收的土地发给百姓耕种，进而在湖广、四川一带进一步开放无人区，招募流民耕种；另一方面实行“计划经济”
——弘治二年十二月，孝宗下旨规定每年八月初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要做出预算，然后按照计划征粮，百姓交税也都凭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缴纳，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土豪们偷税漏税和克扣百姓税粮的情况。
在交税方面也变通地推出了折纳银钱的政策，如果粮食交不够，就将缺交的部分用钱补上，交的税粮称为“本色”
，缴纳的银钱称为“折色”
。
国家还制定了银钱与粮食换算的价目表，防止有人从中投机倒把。
赋税的折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对于商业，丘濬更是有着石破天惊的见解。
在清朝末年，一位商人对梁启超大谈重商主义学说，梁启超笑而不语，等对方说完之后拿出了一本书说：“你的见解四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就知道了。”
没错，这本书就是《大学衍义补》。
有明一朝，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得到了发展，但是从立国之初，贫农出身的洪武帝就对商业有着一种天生的厌恶。
在他看来，以物易物的商人不劳动却能够锦衣玉食，简直就是社会的寄生虫，于是立朝之初从政府层面就重农抑商，不准商人参加科举，甚至规定商人连绸缎都不能穿，在明代的社会等级中，商人排在“士农工商”
的最后一位。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丘濬将自己对商业的看法明确地写在了书中，那就是“食货者，生民之本也”
，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不仅如此，丘濬还提出了打破政府的垄断性贸易、政府应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宏观调控、鼓励自由商业竞争、开放海禁、大力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调整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商业指导性意见。
在他看来，从商没有什么可耻的，反倒商业是国家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难怪列宁称丘濬为中国15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吴承恩结婚了。
大家通过《西游记》知道了吴承恩，殊不知他夫人的祖上出过一位官员，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甚至为大明王朝起到了“续命”
的作用，他就是弘治一朝的户部尚书叶淇，在弘治朝干了一件大事——盐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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