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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祐樘深知一朝能够实现大治，与文官集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裁撤了一大批不合格的官员，提拔重用了一批能臣干吏，其时刘健、李东阳、谢迁在内阁，包括前边说到的白昂、叶淇、刘大夏等人都得到重用，一时间正人满朝，政通人和，甚至被誉为“比隆三代”
。
孝宗在明朝称得上是比较勤政的皇帝。
不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上朝与文臣议政。
有一天清宁宫失火，朱祐樘侍奉祖母一晚上都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询问了一下阁臣们的意见，在得到了李东阳、谢迁的认可后，才免朝休息了一天。
孝宗的宽仁待下也是有明一朝很少见的。
官员夜返家中时，必派铺军执灯传送。
在皇权威严的明朝，能如此曲体臣下十分罕见。
朱祐樘还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除了每天的早晚朝之外，还每天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形成了“平台召见”
的朝参新方式，这一方式也在后朝中被采用。
因为对臣下宽厚平和，任人唯贤，形成了“弘治朝中多君子”
的政治气氛。
朱祐樘深谙“依法治国”
的重要性，对刑罚运用十分慎重，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明廷主导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酷的法令。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在弘治一朝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罕见的现象。
弘治一朝多灾多难，能够在客观因素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发展实属不易。
实际上弘治朝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社会的相对安定，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大的动乱。
此外，就是孝宗对水利设施的重视。
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至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以治黄为主及苏、松水利，先后征发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
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修缮工程不但将以往的中原水患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农业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灾区人民的失业与流民问题，有利于社会安定。
大明王朝在孝宗一代，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家慢慢地富强起来。
朱祐樘也被称为“中兴之主”
。
但是弘治十八年的政绩绝对不是皇帝一人的功劳，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努力，是上个时代与下个时代的接力。
可惜的是，孝宗的继任者没能拿住这个“接力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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