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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各级军官中充斥着大量的“军二代”
，这些人很多都是纨绔子弟，平日里锦衣玉食，一听国家边疆告急，很多人的反应不是厉兵秣马奋勇向前，而是托关系尽量别让自己调往前线。
在万分重要的边防一线，明初建立起来的大小堡垒和防御工事，很多已经年久失修，有的堡垒甚至长年都没有兵士驻守。
即便是有人驻守的堡垒城池，当蒙古人进犯时，大多数时候竟然是在将领的带领下在城内“隔岸观火”
毫不作为。
因此，遴选出一批不怕牺牲、有真才实干的将领成了此时整军的首要任务。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孝宗颁发了《武举格》，至此确立了选拔将才的制度——武举，为高级军事人才的甄选建立了相对规范的通道。
明朝中后期，很多将星都是在这个制度下得以被发掘出来，如戚继光、俞大猷、沈有容等。
解决了“领头羊”
的问题，弘治一朝又开始整顿军屯和军纪问题，清查土地，整肃军队风气，在军队实行优胜劣汰，从根本上保障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举措——募兵制与卫所制相结合。
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孝宗颁布了《佥民壮法》，规定了各地都要选拔精壮男丁作为“预备役”
，并将这一项工作列为地方官考核的重要项目。
平时地方负责训练，战时则成为正式士兵，费用由国家负责。
针对“兵不识将，将不认兵”
的现象，朱祐樘实行了“总兵配印制”
。
在明朝前期，总兵是在战事发生之时才出现的职位，中央临时将兵权授予领兵打仗的将领，战事平息后总兵则交还印玺。
这就会导致统帅临危受命，对自己的部队很不熟悉。
在弘治一朝，孝宗则将总兵设为常备职位。
将领与部队的磨合解决了，那么武将拥兵自重又该怎么办？没关系，在总兵上面还有元帅节制，而出任元帅的多以文人为主。
文臣管军早在宣德年间就出现了，比如提督和总督职务的设置，就可以兼管军务政务，但元帅的设置将权力大大扩大，可以节制关系范围内的一切军政要务，与此同时，孝宗还派出宦官监军。
这就形成了元帅、总兵、监军三位一体的统兵制度，也促进了明朝文官尚武的发展趋势。
弘治朝对军务的改革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让这一段时期内国家可以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逐渐恢复国力。
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紫禁城。
大学士彭时、商辂和万安三人在司礼监的宦官的带领下，准备觐见宪宗朱见深。
在路上，宦官提醒几位大臣：“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
意思就是尽量少说话，点到为止。
彭时和商辂刚给皇帝汇报完一件事，一旁的万安突然叩头高呼万岁。
按照礼节，这时彭时、商辂见状也只得尴尬地趴下高呼万岁退下，好不容易见皇帝一面，精心安排的议政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此后万安有了一个新名字——万岁阁老。
为了得到外戚的青睐，万安献殷勤自称是万贵妃的子侄，这正中没有门阀背景的万贵妃下怀，万安因此也在成化一朝火速晋升：成化九年进礼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加太子少保，任文渊阁大学士。
不仅如此，万安十分热衷于钻营，孝宗刚一继位，他为了讨好新皇帝竟然不顾自己首辅的身份，向皇帝进献了自己研究的“**”
，令孝宗大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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