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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富庶和价值观的转变极大影响了文化领域。
嘉靖年之后，文人、官员嫖妓成了官宦阶层的时尚，很多文人甚至为了博取红颜一笑为妓女们写诗作赋，赌博也在官宦阶层盛行。
如此畸形的主流意识竟然成为帝国精英的共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时的明廷已经病入膏肓了。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精于算计的世宗皇帝看着户部提交的财政报告双眉紧锁。
“近岁来，除进用（宫中）、修边、给赏、赈灾诸项外，每年各边加募军银五十九万余两，防秋、摆边、设伏客兵银一百一十余万两，补岁用不敷盐银二十四万余两，马料银一十八万余两，商铺料价银二十余万两，仓场粮草银五万余两，年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
及今不为之所，年复一年，将至不可措手矣。”
简而言之，就是钱不够用了。
嘉靖刚登基时推行的新政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这些改革仅仅存在于朱厚熜继位的前期，而且仅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数行数止”
，因此新政的成效十分有限，再加上嘉靖皇帝在执政后期的怠政、信教和大兴土木，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
。
逐渐步入中年的朱厚熜对道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为了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和对父母的孝心，嘉靖一朝在皇宫内大兴土木。
据《明史》记载，整个世宗一代“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
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
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
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
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
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
其工程频繁程度比武宗时期还要大。
而且在嘉靖时期，紫禁城的建筑屡屡遭受火灾，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朱厚熜为了博得妃子一笑，在貂帐内点烟火，结果引燃大火。
在封建社会，除了战争之外，兴建土木则是另一大劳民伤财的事情。
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描述了封建帝王的建筑工程给自然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蜀山兀，阿房出”
。
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科技与生产力低下，营建大的工程会极大地消耗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如此巨大的工程，更是层层官员贪墨的绝佳机会。
每当有营建工程，所需木料必要前往湖广、四川、贵州等地采伐，这些材料经过长途跋涉运至北京，中间除去损耗，还要被层层官员经手盘剥，往往抵达京中后成本增长了数倍乃至数十倍。
除了宫内的建筑，朱厚熜还进行了一项巨大的工程——京师外城的建设。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怀柔。
蒙古的骑兵组成了一望无际的人海，他们在怀柔的村落中左冲右突，老人、孩子惊恐万分。
有些壮汉拿起锄头、犁耙抵抗，但瞬间便倒在了蒙古人的弯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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