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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蒙古人的骑兵便抵达京师城下，而此时勤王的部队只有包括星夜赶来的大同总兵仇鸾在内的五万人。
久疏战阵的京营兵士们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敌人就已经吓破了胆，此时距离土木堡之变刚好一百年，他们仿佛又感受到蒙古人的恐怖。
这次入侵是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率领下进行的，蒙古人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开通与明朝的“贡市”
。
后来在陆续赶到的明军威慑下，蒙古人在京师周边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明廷几乎连一次有效的追击都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此次蒙古入侵京师的事件史称“庚戌之变”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俺答汗这次入侵的对象是蓟镇，但是守将仇鸾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汗，使之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
而他能够率先抵达北京城下勤王也是因为害怕蒙古人说漏了嘴，让嘉靖帝知道了自己和敌人的交易，如果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明就里的世宗皇帝还感其忠勇，晋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
庚戌之变使得明朝政府勉强答应“通贡互市”
，对于这种实际上的“城下之盟”
，爱面子的世宗皇帝是绝对忍受不了的，于是在次年仅仅开放了大同的马市。
虽然没有全面开放贸易，但是与蒙古的经济交流已经有了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在嘉靖中后期，随着贡市的带动，掀起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大融合——走西口。
横贯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
他们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内蒙古草原或者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内蒙古。
其中“杀虎口”
还是今天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这条商道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蒙古人的兵临城下让朱厚熜心有余悸，于是在大臣们的建议之下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北京外城的营建工程。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月，整个南城全部竣工，北京城的格局也由“回”
字形变成了“凸”
字形。
南城五门分别被命名为“永定门”
“左安门”
“右安门”
“广渠门”
和“广宁门”
。
在嘉靖四十三年世宗又下令加深护城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费的国力可想而知，不过这也算是为后世做了一件好事，增建的北京外城在明末抵御女真进犯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城墙只能防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却收效甚微，而嘉靖一朝却饱受“北虏南倭”
的骚扰。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东南沿海爆发了“争贡之役”
[1]，鉴于此，明廷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
本想着断绝了与倭寇的往来，可以保证沿海的安定，谁知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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