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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580年葡、西两国共侍一主后，亚洲繁忙的贸易商线上又插进了西班牙人。
公元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马尼拉成了美洲与亚洲的贸易中转站，来自美洲的白银在这里中转之后也流向中国。
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班牙甚至一度抢了葡萄牙人的“风头”
，让整个西方都无比眼红。
到了17世纪早期，西班牙人一年要往中国输入57500~86250公斤的白银！
巨大的财富让英国人急红了眼。
以佛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为代表的大海盗在英王的授权下，堂而皇之地打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坐收渔翁之利，为英国掠取了无数财富。
公元1579年，德雷克在厄瓜多尔海面截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帆船，英国人收获了1300条白银（每条约重70磅）、14箱银币和大量的中国瓷器；公元1587年，卡文迪什更是截获了一条“大鱼”
——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
，这艘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丝绸、白银与黄金，货品价值超过6万公斤白银！
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难怪英国人会干上瘾。
不管英国人怎样肆无忌惮地抢劫，这一时段最大的白银输入国仍然是中国。
不管是美洲、亚洲还是欧洲，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这些白银都从澳门或是通过其他私人口岸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明廷。
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到万历十九年，仅仅从果阿流进澳门的白银每年就有二十万两。
因此有学者感慨：“里斯本输往果阿的白银，最后全到澳门了。”
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二分之一，还有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之为“吸泵”
。
虽然中国成了这一阶段最大的“吸金兽”
，但是这一阶段的世界贸易让东、西方都能从中受益，欧洲人也尝尽了红利。
新航线的开辟和日本、美洲银矿的发现，为东西方经济都注入了新的资本，特别是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更让人们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
，迎来了文化复兴，让人们也有能力再度消费昂贵的中国瓷器、丝绸，掀起了新一轮的“东方奢侈品消费潮”
。
实际上，不仅仅是贸易的往来，新航路的开辟让东、西方文化也随之碰撞与交流。
早在屯门海战时期，中国就开始与西方进行“武器交流”
。
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开始下令仿制葡萄牙人的火炮，并命名为“佛朗机炮”
。
这种早期的“后膛炮”
有着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射速较快，但是由于冶金技术的限制，这种火炮的炸膛率也出奇得高。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获得了澳门通商权，二十年后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澳门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这里逐渐成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窗口。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从澳门来到广东肇庆，他们为了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而剃了头发、身穿僧袍。
他们谦卑的姿态很快得到了回报，距离肇庆不远处的一小块绿树环绕的地方被划给他们盖教堂。
这座被王泮称作“仙花寺”
的教堂很快吸引了周边居民的拜访，“寺”
内鲜艳的油画、数学仪器和自鸣钟让中国人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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