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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对于充满强烈好奇心的中国人，利玛窦总是会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地图的细节。
几年之后，这幅地图的2.0版本和利玛窦一起出现在了紫禁城，不同的是地图被放大了好几倍，并且采用昂贵的丝棉绣在了六对大屏风中。
万历皇帝十分喜爱这个“新玩具”
，每天都要看上好几遍，这就是《坤舆万国全图》。
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接受，利玛窦将中国作为地图的中心进行绘制，地图上甚至出现了南极洲，完全颠覆了大部分中国人对世界“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
的认知，这也是明帝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世界。
除了地图，利玛窦还为皇帝带来了自鸣钟、西洋乐器。
利玛窦由此得以留在了北京。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与明朝政府发生几个回合的武装冲突之后，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觉得武力不是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最佳途径，宗教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前台。
纵观西方国家的殖民史，宗教似乎总是伴随着欧洲人的枪炮和帆船出现在世界各地。
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利玛窦等一行人的到来，还是让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度的交流与碰撞。
利玛窦在中国的身份有很多，僧侣、天文学家甚至是炼金术师——当时人们流传这个来自遥远异方的人可以将水银炼成白银，这引起了曾任刑部主事的瞿汝夔的极大兴趣。
初次见面后，利玛窦就给瞿汝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本来想学习“炼金术”
的瞿汝夔，在之后的接触中深深地被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吸引，开始比较深入地学习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试图和洋老师一起翻译《几何原本》。
但是专业的知识和语言的障碍让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直到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随着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的参与，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地进行。
不仅如此，徐光启还与利玛窦一起合作完成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籍的翻译，让注重经验科学的中国能够系统地了解现代数学及相关科技的要义。
徐光启还深入地学习了西方的历法，并且借助西方历法成功推算出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日食。
徐光启与利玛窦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利玛窦去世时，徐光启悲痛万分，不能自已。
而利玛窦的去世，并没有阻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玛窦模式”
很好地为欧洲人探索出了一种武力之外与这个远在东方的大国交流的最佳方式[1]。
之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需要先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学习，历史上有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均毕业于这个学院，所学课程包括汉语、中国文化、礼仪，除此之外还要研习数学、医学、物理等学科，合格后才能拥有入华传教的资格。
这些传教士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光启还与熊三拔合作翻译《泰西水法》一书，对发展农田水利、提高农业抗旱能力提供了很大帮助。
难能可贵的是，欧洲的传教士在带来西方的文化与科技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古老文明传入了西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去了解东方的文化与智慧。
利玛窦晚年开始撰写在中国的经历，公元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珍贵的文献从澳门带回了欧洲，并且翻译成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名凸显了欧洲人派遣传教士的本意——《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本书较为客观、翔实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此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相继被译成法、德、西、英等多种版本。
这本书对于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重新打开了自马可·波罗之后关闭了三个多世纪的通往中国的门户”
，“它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及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17世纪的任何其他历史著述”
。
另外，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三字经》和部分“四书”
的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刊行。
公元1687年，以柏应理为主的传教士们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孔子传》《中华君主统治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及其大事记》在内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让欧洲人全面地接触到了儒家经典文化，在欧洲掀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热。
这些从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就像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润滑剂一样，让两种意识形态在相对的相互尊重中交流、碰撞。
除了短命的皇帝，有明一朝最低调的皇帝应数穆宗朱载垕了，他在皇位上待了六年，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听过穆宗及其年号隆庆，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三个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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