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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的童年十分的悲催，因为前两位皇兄的离世，让父亲世宗皇帝十分相信方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
[2]的理论，从小就很少和父亲见面，造成了他性格上的缺陷。
穆宗登基之时，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嘉靖的长期不朝和醉心修道让朝局不稳，其时天下冤狱遍布，官员自上而下只知钻营贪腐，既不畏公议，也无廉耻，行政处处以得利为上。
湖广、河南、山东、陕西连年饥荒，出现了易子相食、兄弟相杀的惨剧。
值得庆幸的是，隆庆一朝名臣辈出，朱载垕内向柔和的性格正好让居朝堂之上的阁臣们有了很好的施展空间，在徐阶、张居正、高拱等阁臣的主持下，隆庆一朝颇称大治，一扫前朝政局不稳、官场混浊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柔和的性格加上沉迷于女色，让身体本就不是很好的穆宗健康每况愈下，也没有精力过多地主持政事，这让阁臣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万历一朝慢慢地形成了党争。
但不管怎么说，仅促成“隆庆开关”
一件事，对于穆宗来说已是不易。
虽然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特区”
开放，每年核发的“船由”
（船籍证书）、“商引”
（营业执照）也极为有限（一段时间内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但毕竟是在政府层面对于“海禁”
的修正，是对传统的挑战与革新，开关后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
。
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不但如此，也影响到了政治层面。
由于有了正面和合法的贸易渠道，东南地区长期存在的“倭患”
竟然“倭渐不为患”
。
虽然隆庆初年开放海禁，仍然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得以恢复，通过辗转贸易与日本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
另外，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在南方“开放格局”
的影响下，明廷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与蒙古部落达成了“俺答封贡”
，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局面，以贸易换和平。
大明王朝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而变革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在隆庆朝末年，百余岁的大明帝国即将迎来一场“续命”
的改革……
隆庆六年，明穆宗朱载垕在乾清宫病逝，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朱翊钧继位。
不久之后，在北京内宫会极门，明廷发布了一道重要的诏书——“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
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
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随着这道诏书的颁布，也预示着大明的政治舞台即将开启崭新的一幕，之前在穆宗时代风光无限的首辅高拱黯然地退出了权力核心。
几天后，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召见了一位还在病中的阁臣，这次谈话没有持续太久时间，便以小皇帝赐酒食的方式结束，这位阁臣就是皇帝的老师——张居正。
有学者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
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史学大家王世贞更是称其为“救世宰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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