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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便捷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每道政令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
官员们往往将政令传达到位就觉得是完成任务了，至于政令是否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怎样，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良心与职业操守。
而在社会价值观整体出现偏差的时候，要求官员自律和勤勉也成了一种空想。
明中后期官场道德标准的整体下滑，是造成国家机器运转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怎么办？张居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官员设置绩效考核，这就是“考成法”
。
操作方法就是让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六科，对六部进行相应的监督，重要的政务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并且编号，除了个别行政部门留底，还要造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
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察地方官，再由六科进行纠察。
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则进行问责。
这就是“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
，通过这个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政令难以有效执行和官员不作为的现象。
有考核就会有结果，结果无非是两种，好的与坏的。
执政考核不合格的，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而且还有“连坐”
——如果县令没有完成任务，知府也有责任；知府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巡抚也有责任，以此类推。
这无疑是在暮气沉沉的大明官场中投下了一颗响雷，各级官吏如惊弓之鸟，夜不能寐。
正因如此，才出现了一众官员抗议新政的事件。
此时的张居正早已修炼成“职场达人”
，深知治理国家需先整顿吏治。
面对官场的怨声载道，张居正抵住压力推行革新，在吏治得到初步改善后，便开始着手解决关乎帝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经济。
明朝财政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全国登记在册的土地还有八百多亿亩，到了正德五年竟然只剩下四百多亿亩。
农业作为封建王朝的税收命脉，在册土地的大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的严重下滑。
那么土地到哪里去了呢？其时大量的富户采用“诡寄”
的方式——将田产挂到官绅名下，而官绅具有田税的优免权，富户们只需向官绅交一定的“私租”
，就可以逃避征税。
富户们也会把田地分散挂寄在佃户、仆人名下让他们替自己交税、当差，甚至干脆用些手段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
另外，东南倭寇的骚扰与北方蒙古部落的不断进犯也让财政收入受到影响，明王朝的宗室也成了国家财政沉重的包袱。
嘉靖四十五年，政府的存粮一度只够一个月的供应量，可以说帝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针对以上问题，张居正开始将“一条鞭法”
在全国大力推广。
新法概括来讲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为一条，以银两征税，按田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征税流程，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开启了税赋征收的全面货币化。
在推行“一条鞭法”
的同时，张居正还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核查工作，为征税打下基础。
王世贞称张居正为“救世宰相”
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下张居正主导的改革所收货的成果：改革之前，明朝国家财政存在三百多万两白银的缺口，政府官员的工资几乎都发不出来。
到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张居正重新核查全国的田亩数量比弘治十五年增加近300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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