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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爱琴海世界的先行者们在亚历山大或其马其顿继承者的保护下来到这些新城市定居，他们希望或要求得到农田作为当初效力军营的回报。
公元前4世纪，除了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一批思想家，或许还有不少希腊人都认为，在完美的希腊式国家里，城市集体农田的辛勤劳作应该由外族奴隶承担，就像当年的斯巴达那样：
从理想角度而言，那些种田的人最好是奴隶，而非我们的同胞或与我们具有同样精神人格的人（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既可以劳动又不会反抗），退而求其次则应是具有类似性质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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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证据，我们很难断定当时在亚洲和尼罗河谷的希腊移民农场中劳作的是否就是类似黑劳士的奴隶。
但那里的雇农往往是当地农民，就像如今在阿富汗谷地耕作的普什图人（QualangPashtuns）[16]，或埃及的雇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定居者是经济移民。
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为军饷而战的希腊雇佣兵。
也有不少人来自希腊内部冲突的失败方，被自己的故乡放逐。
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亚历山大的征服为他们带来了新机会，打开了海外的一片新天地，在那里，国王提供的新农场替代了故土被没收的老宅邸。
建立一个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项属于帝王的传统由腓力首开先河。
他的“腓力之城”
——腓力波利斯（Philippopolis）——就是如今保加利亚（Bulgaria）境内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者们更是积极建造新城。
他们死后，这些新城镇就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作为对王室的纪念。
土耳其最东南端的安塔基亚（Antakya）依旧暗示着它最初的名字“安提阿基亚”
（Antiocheia），即安条克（Antioch）——该城以第一位塞琉古王之子安提阿古（Antiochus）的名字命名。
除了起到自我标榜的作用，以王族名字命名的新城在亚历山大看来还具有军事价值。
男性公民有应征入伍的义务。
国王们也想从土地上尽可能多地收税。
他们似乎将王国当成了利润生产地，就好像近代大工厂那样，在总经理的管理下高效运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被委以艰巨责任并被给予丰厚回报的铁腕人物。
古埃及的莎草纸文献提到了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
此人是托勒密一世之孙的dioiketes，这个头衔源自古希腊动词“管理房屋”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托勒密三世的“财务大臣”
。
他的权力范围远远超出埃及，直达公元前3世纪时期托勒密王朝的海外领地，包括塞浦路斯、如今的土耳其南部以及爱琴海北岸。
阿波罗尼斯统治下的埃及还有一些区域管理者，他命令他们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比如为灌溉引入足够的水源、听取农民的抱怨等等，从而确保尼罗河谷的所有可耕地都得到充分开垦。
作为回报，托勒密国王赐予希腊移民家庭出身的阿波罗尼斯一大片庄园，这片面积超过10平方英里的土地就位于开罗（Cairo）西南部法尤姆（Fayum）的丰饶农业盆地里。
塞琉古和他的继承人们可能将同样的思维方式——一种也许会得到撒切尔夫人赞同的家庭经济学——运用到了城市建设中。
除了阿富汗边境地区之外，他们似乎也将这种希腊风格的新城镇复制到了富有但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比如在波斯帝国时期仍然以物易物、没有流通货币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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