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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于教育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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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识到，促进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包括他们能够利用经济机会的自由——有着重要的和显著的意义。
正如上一章中讨论过的，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促进"因素。
这些所谓的“社会”
变量在培养经济进步中的作用，近来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受到广泛注意。
当然，这个主题有些陈旧，像斯密、杜尔哥、孔多塞、穆勒、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都毫无争议地认可这种作用。
考虑到当代世界对基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广泛认同，印度明显忽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就显得更加惊人。
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教育问题不知何故被排除在关注焦点之外，尽管最近经济政策急剧变动，但这种忽视仍在继续。
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也存在类似情形。
尽管巴格瓦蒂和斯里尼瓦桑（1993）清楚地论述了经济改革的挑战，却完全没有谈到教育和健康问题以及它们可能促进对改革中产生的经济机会的运用。
他们所讨论的“基础设施”
问题——目前其实状态不错——仅限于交通和发电。
这里错过了一个质询关于印度行动计划中不平衡的老问题的机会。
这个话题与上一章论及的将经济改革看成是自我独立的倾向有关，它没有把改革看成与社会政策的失败相联（与更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变化一起，要求社会项目，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激进变革）。
教育和健康至少在五个方面对个人自由有显著的价值：
（1）内在重要性：受教育和健康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成就，有机会得到它们对个人的实际自由有直接重要意义。
（2）工具性的个人作用：个人的受教育和健康能帮助他做很多事，这都是有价值的。
比如，在得到一份工作或更普遍地利用经济机会时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
随之而来的收入和经济手段的扩大转而又能增加人们获得他人重视的功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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