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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底扎破化脓，他晚上用清水洗洗，把脓挤出来，第二天一早，仍赤脚上阵，日子一长，新伤加老伤，疼得钻心，不敢着地，可他却一直坚持出勤。
晚上他们住的，是位于荒郊野外的板桥3分场劳改犯住过的房子，就睡在地上铺的稻草上。
往往有这种情况，早晨刚坐起，就从被窝里爬出条蛇来！
有经验的老农说，蛇最怕烟味，所以，就在那时，海泉学会了抽烟叶儿。
在赤日炎炎的田间路上，别人都买三分钱一棵的冰棍儿解渴，而他却舍不得买。”
到第17天完成任务一回家，年方14岁的海泉，就把他平生首次挣的5.1元钱，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妈妈，妈妈激动而又疼爱地把他紧紧楼到怀里，一迭声地说：“我的好宝贝儿，你这么小就知道过日子、疼妈妈了呀——我的儿子真有出息！”
直至而今，马海泉还清晰地记得，妈妈不禁潸潸，滴滴喜泪，从她那饱经风霜、皱纹纵横的脸上，淌到了她的胸前……在朔风凛冽的冬三月，像海泉这么大的农家孩子，有的在教室上课，有的在生炉火的屋里玩儿，可他不能啊——父亲的病情牵着心，家庭的重担压在肩，他得干活养家糊口啊！
他每天凌晨五点半摸黑起来，拿着镰刀，扛着上拴两根绳子的扁担，怀揣两个玉米面饼子，在黎明前黑夜中的坎坷土路上，踉跄到15公里外的大韩庄荒洼去拾柴禾。
他把人家打完芦苇、露在地上的根部，连同野草，用镰割下来，一是自家做饭当柴烧，二是可买些钱。
饿了，他点着干柴草烧烧饼子吃；渴了，就吃沟里的冰块，这一凉一热，把他的牙给破坏了。
到日薄西山时，他吃力地挑着七、八十斤的两捆柴禾回返。
每走两根电线杆的距离歇一会儿，太累、太饿了，就每走一根电线杆的距离歇歇，直到天黢黑了才到家，翌日一早又去。
他坚持了一个多月，拾来的60多捆柴，在家堆成了垛……人的历史，要用行动去写；人的表现，群众自有公论。
1964年，天津地区发生的“02”
病，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12月份，根据村民推荐和党支部研究，决定派“正直、好学、宽厚、实干”
的马海泉，到区参加为期4个月的红医培训班学习。
在全区每村一名共173人中，14岁的海泉是年龄最小、文化底子最薄的一个。
去前，他把30捆柴禾用小车拉了两趟，到镇上，以每捆5毛钱所卖的15元，给妈10元，自留5元买学习用品。
他们在咸水沽教堂集中吃住，一天6毛钱的伙食费由村支付；每天在区文化馆听医生上大课，课后留作业，还要考试。
海泉在课上聚精会神地听讲、记录，课下见缝插针地复习、强记。
晚上，他怕影响别人睡觉，常到路灯底下学习，即使在下雪天，也从不间断。
天道酬勤。
最后，他以良好成绩毕业回村。
1965年4月，15岁的马海泉，在这交通闭塞、有1300多人的周辛庄村，创建了有史以来的首个保健站，他挣的是工分。
独自一人，白天顶班给村民看病，晚上住在保健站，谁家有病人，随叫随到。
为了掌握农村常用的医学知识，他先后到市一中心、韶山医院、儿童医院、传染病医院等单位去学习深造和实习，这样，他基本上学会了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有关医学知识和医疗方法。
他先后担任北闸口公社和咸水沽公社卫生院合作医疗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率先在周辛庄村实行了合作医疗。
从1964年底到1983年初的整整18年间，他每天挎着个小药箱，走街串户，不管患者有钱与否，他都进行认真治病、精心服务。
而且，只要他去过第一次，就会主动登门看望、打针、投药，为本村和周围部分村民解除病痛。
一年四季，不论是白天晚上，风霜雨雪，只要有人找，他就迅速前往，从未耽误过一个病人，有的甚至守护几天几夜；急、重病人需到医院他就随车护送；对医治无效而病逝者，他还要帮助料理后事，多苦多累，也毫无怨言，他想：“我能用我学到的知识，为乡亲们服务，为病人解除痛苦，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70年代，马海泉一家老小7口人的收入，只靠他当红医和妻子下地干活挣工分，实在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当时还不限制捕捉青蛙，海泉在夜里10点钟后没病人找的情况下，拿着手电筒和布袋子，独自顺着稻田埂子向东走，照青蛙，最远走到十公里外的葛沽地界，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到家。
夫妻俩，把青蛙切下腿、剥掉皮，一夜可弄三、四斤，到区食品公司，每斤卖4毛7分钱——以此解决生活困难。
那时，他家的生活水平虽属低等，但海泉的医术、医德却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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