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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分得两间泥墙屋，结婚时又欠下不少婚债，得由两口子自己偿还。
幸好黄家有个叔叔在上海做水果行的老板，爸爸的大舅舅便将他的妹夫，也就是我爷爷，带去上海做事。
那是一九二四年，我爸爸刚刚出世。
于是我的奶奶独自一人抚养着我的父亲，留在新会乡下。
留在那个遍地蒲葵、蔗田、荔枝、香蕉硕果累累，却依然贫瘠穷困的广东老家。
她用一根宽宽的粗布背带，将我幼小的爸爸兜在她的后背，在南国的炎炎烈日下，光着脚板踩入滚烫的淤泥，一个人耕种着家里的三亩水田，另种番葛和烟叶，每年还养一头大肥猪。
我爸爸说他是在母亲的脊背上长大的，整日里他都浸泡在母亲的汗味之中。
那根粗布的背带每天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奶奶的脊背永远呈现着一种紫红紫黑的颜色。
背带又长又宽，在身后托住孩子，然后绕到前胸，在胸口上打上一个交错的大叉，又稳又牢，小孩觉得舒服，大人也不累。
这是广东一带的劳动妇女，世世代代沿用的一种特制的“摇篮”
，专为“育崽”
之用。
十几年后我奶奶从新会去了上海，也没有放弃这根背带，并最后将它带来杭州。
每年夏天，奶奶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它拿出来在太阳下晾晒一番。
记得爸爸曾经企图利用它，来对我和妹妹进行阶级教育，妈妈发现后很觉新奇，从此每年带学生下乡劳动，她便用这根背带来背行李铺盖，据说效果极佳。
外婆的丝绵被和奶奶的背带，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极端。
勤劳而智慧的广东人，若是不杀向南洋，在贫穷的大陆，广东人谋生的目标便是繁华的大上海。
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曾得力于浙江宁波、江苏苏北等地，大量商务人才和劳动力的涌入，而擅长经商的广东帮，正是这支外来劳动大军的主力之一。
我的爷爷在上海虹口区吴淞路（又叫广东街），一家我奶奶的叔叔开的水果行里，经手干鲜果品货物的批发进出和采购，过了十一年，才算积攒了一点钱，终于将我奶奶和念小学的爸爸，接到上海定居。
奶奶临走时将老家托付于爸爸的二伯母，也就是牛奶哥的奶奶。
一九三五年，我的奶奶多年的等待到了头，似乎是苦尽甜来，总算可做一个靠丈夫奉养的城里人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上海“八一三”
淞沪一战后，海运中断，在上海的广东人，生意难以为继。
爷爷只好带着全家，重新回到广东老家种田。
到了冬天，地主的田开始招标，确定来年的地租。
爷爷投标种烟叶，好在有三舅从上海寄报纸来，张老明每天闲来读报，日子过得还算温饱。
到了1939年，日本人打到广州，江门沦陷，公路上望得见日本人的装甲车隆隆开过，随时都会有小股的日军骚扰乡民。
爷爷听说上海的生意已经恢复，便又带领全家，重返上海。
我奶奶这一次离开新会老家，是一次悲壮的诀别。
那年她三十九岁。
直到她九十岁在杭州逝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晚年时的奶奶，经常一个人独坐于窗前廊下，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
那声音若有若无，像一群蜜蜂嗡嗡飞来又飞去。
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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