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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位卢坤伯伯，黑黑瘦瘦的个头，戴一副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说一口广东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穿着随随便便，喜欢开玩笑。
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处女作《分界线》时，常去卢坤伯伯家蹭饭吃。
如有事没去，他会打发孩子来叫我。
他家就住在绍兴路口，同出版社几步之遥。
那时他已五十几岁，却仍然心直口快，常常口无遮拦，向我透露他所知道的“内部消息”
和他对“文革”
的种种不满。
我曾听爸爸嘀咕，说卢坤好歹也是抗战时入的党，解放后却始终是个副处级，也不知为何仕途一直受阻。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对卢坤伯伯说出了我的疑问。
他嘿嘿一笑说，那是啰，就这副处级也被打倒了不是，活该嘛，我历史上曾经脱过党啊。
——怎么会脱党呢？您犯什么错误了呢？——当然啦，那时他们总是派我去贴标语。
抗战都快胜利了，地下党的人，还是让我去贴标语。
那一天我真的发了脾气啦，我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贴标语、贴标语，干吗不派别人去贴？就不会派一点重要的工作给我做啊？——你真的敢这样讲啊？要不爸爸说你是个倔脾气哩——对啰，我就是这个脾气，改不了哇。
当时那个向我布置工作的上级也生气了，他说我不服从组织命令，政治动摇，一连几个月没同我联系。
你想想这是什么后果，这么一家伙就把我作脱党行为处理了。
唉，后来总算又是检讨又是反省，才重新接上关系。
党组织党组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以后你慢慢就懂啦……我现在倒好，无官一身轻了……
当那场浩劫终于结束时，卢坤伯伯被发现身患绝症，且已是肝癌晚期。
爸爸忧心如焚，写信给我，让我按一种治病用的偏方，在东北林场为他弄一只熊胆。
但熊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没过多久他便与世长辞，只留下一把他为我买的红色尼龙伞，在人世的风风雨雨中，如一只巨大的手掌，继续庇佑着我们。
卢坤伯伯，是我们家庭在遭遇不幸的几十年间，一直关怀着爸爸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
因着我曾亲见过党内还有着卢坤这样的人，我当保留那最后的一丝敬意。
当时张恺之发展卢坤入党的计划，已被卢坤自己提前完成，张恺之的革命目标便转向别处。
除了风险和劳累，这个失业的地下党员又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危机。
他发现业余闹革命，首先还得有饭吃。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张恺之，不得不为了寻找一份固定的职业，在“革命”
的空隙中，见缝插针地奔走在上海街头。
就在那时候，曾任《民族日报》社长的郑小杰先生，已在杭州省政府教育厅主管中等教育。
他一向赏识张恺之的才能，又并不知张恺之真实的政治身份，他来信说，杭州《当代晚报》正在物色一位总编辑，他可推荐张恺之前去就任。
张恺之请示了他的上级领导王鼎成，得到组织批准，便很快调往杭州工作。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当代晚报》的色彩不要太红，尽量保持灰色，避免当局的骚扰，以便更有利于在这个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
张恺之在离开上海前，还是没有忘记向他的上级再次提出去解放区的要求。
似乎，“老板”
当时是答应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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