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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去解放区后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生离死别，张恺之到杭州不久，即1948年的春天，同朱小玲在杭州举行了婚礼。
婚后，朱小玲仍回上海“方小”
工作。
正当张恺之每日里欢欢喜喜地憧憬着解放区晴朗的天空时，林泉带来了“老板”
的新决定——让他利用报纸这一有利地位，坚守杭州地下工作这块阵地。
张恺之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于是杭州就成为张恺之在革命胜利之前一个新的战场，也因此成为两年后我降临人间的故乡。
但他没有料到，在新世界到来前，这最后一段拼搏中所发生的那些悲壮的故事，却使得杭州变成了他后半生的搁浅之地。
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只知道受统治受支配，一向不懂得去促进什么。
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我们记得倒确是尽了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的最大限度。
然而任你呼号、任你声嘶，无用终是无用，不成还是不成。
可见问题并不在人民身上。
关键所在，还是在于：某些人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
就是因为把小我的利害看得太重要了，太大了，大过国家人民与一切，所以才不惜重启战端，使这么多老百姓肝脑涂地，颠沛流离。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放弃小我的利害》
我们的故事，在这里终于有了一次小小的衔接。
以上引用的文章片段，便是张恺之就任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后，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写下的三百余篇《朝花夕拾》专栏短文。
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当代晚报》改版，同时调整人事，建立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编辑部。
他的老朋友闵子、石云子、汪祖裕等人成了他的得力编辑。
正是依靠这些进步文化人，渐渐扩大了报纸的影响。
他了解到报纸的总经理何刚，实际上是一个未曾暴露的进步分子。
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因形势恶化丢了组织关系，但仍然倾向革命。
他们彼此有了默契，何刚在暗中支持张恺之的计划，并派专人秘密接收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然后把有关的重要消息，“出口转内销”
——以本报接收旧金山广播的形式，巧妙地从报上传播到群众中去。
但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时他的组织关系仍然留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局设立了外县工委，并向杭嘉湖地区派出党员，积极进行策反、统战工作，以适应即将解放全中国的新形势。
张恺之利用曾在《民族日报》工作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在武康莫干山、余杭横湖一带，开展对敌武装策反工作。
对敌武装策反——这项配合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要求的新任务，正对张恺之的心思和口味。
于是他将新婚妻子朱小玲冷落在上海，情绪高昂地进入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的新阶段，开始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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