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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尿所扑灭。
惩罚与改造就从一泡尿而始。
因着缺乏训练的**，张恺之的自尊和文雅，不得不逐步收敛了。
第二天一早，全体犯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盐碱地的水草滩上去洗脸。
晚上收工，就在水草滩上洗脚。
张恺之似乎有点清醒过来。
他开始明白无产阶级的铁拳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必须接受眼前的现实。
但他仍然坚信，自己即使有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
。
这种妄加之罪和不公平的处理，只是有关方面的一时失误，他的“问题”
很快就会重新搞清楚。
因此每天中午吃饭时，他很积极地为“犯人”
们读报，抗旱时日日夜夜地在地头踏水车，潮水侵入农场时，他和“犯人”
们三天三夜不睡觉，泡在江水里垒沙包……他要用苦涩的汗水，洗去心灵上的尘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爸爸开始了向上级机关的申诉。
他不会想到，他由此参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岁月漫漫，日月如梭，而他的申诉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竟被无声无息地搁置了近三十年。
他非但没有能从原地站起来，反而如同身陷沼泽，越是挣扎，却一次次更无奈地沉入泥沼。
他在乔司劳改农场一年后，管教人员让他填写了一份“未决叛徒犯登记表”
，实在令他诧异。
他历史上从未被捕过，何来叛变一说？很多年以后他才得知，一九五二年对他的处理，主要是根据三项怀疑，即：叛徒嫌疑、特务嫌疑、托派嫌疑。
这三种嫌疑在没有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被确定为事实。
例如特务嫌疑，像他那样做对敌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组织上怀疑你也许曾被敌人收买或利诱，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例如托派嫌疑，事实上他平生一个托派也没见过。
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重又对他进行变相隔离时，外调人员要他交代同托派分子黄志雄的关系，他才大梦初醒地明白：一九四八年起义的国民党上校军官黄志雄，当年自己派他打入海宁“反共青年救国团”
时，那个介绍人刘光，是一个托派分子。
既然黄志雄的朋友是托派，那么，张恺之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你怎么能证明自己不是个托派呢？至于叛徒嫌疑，既然你有了特务嫌疑，那么自然就是革命的叛徒了。
这不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吗？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什么样子了。
那个奇冷的冬天，妈妈曾带我去乔司探望过爸爸。
那一次留在我印象中的爸爸，是一个被剃光了头发的光头，他穿着黑袄黑裤黑鞋，像一根冬天的树桩，默默无语地看着我。
从此这个黑影便始终如一片不散的乌云笼罩着我和妈妈。
黑色是能够覆盖并淹没世上所有颜色的——从爸爸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的那天起，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舅舅和叔叔们，同红旗红星红色的团徽等等一切红色的标志，再也无缘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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