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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两位领导跟我们四位年轻人谈话，内容就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响应号召参加大鸣大放。
作为青年人，作为共产党员，你们不带头谁带头？什么时候不能写作，非这几天写？什么时候不能下乡呢？非现在下乡？当时刘绍棠正准备第二天下乡去，票都买好了。
只好把票退了。
我也把正写的剧本停下了。
按党的号召参加大鸣大放。
过了几天，到5月16日那天，报纸上登出《这是为什么》。
反右正式开始了，紧接着报纸上批判刘绍棠。
有一天我在南河沿碰见王蒙同志。
他对我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我比较谨慎。
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
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
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了。
这时领导又来找我说话，说你当不当右派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现在要批评刘绍棠，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看你是什么表现？我很想借着批判刘绍棠摆脱我自己，于是准备了一个发言。
我对刘绍棠“反党言行”
不知道，只知道他下乡时，要让家里人蒸点馒头带着去，乡下饭难吃，到老百姓家吃饭也麻烦，所以下乡去总带着几斤馒头。
我批判他时就给他上纲说：刘绍棠，你深入到农村生活，还带着馒头！
你还能像农民的儿子吗？底下听众一听就鼓掌。
正在鼓掌时，走上来一位领导者宣布说：“大家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早被定成右派了。
要是早知道就不来开会了。
从此22年没有再写东西，也没有再作写东西的准备。
连日记都不写，整整20多年，除去写思想汇报和认罪书，没动过笔。
“**”
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到1976年对我宽大了一点了，摘掉右派帽子，便让我提前退休。
退休后我回到北京，这时已妻离子散。
家中只有我一个人。
派出所还老让我汇报跟什么人有接触？又有什么运动思想？我只好每天到“陶然亭”
躲着。
“陶然亭”
有一批划到另册的人天天一块打拳。
那里有大喇叭可以天天听广播，所以没事就爱上那儿去。
陈毅同志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
我从小在新四军军部，认识陈毅同志，当了右派以后，无处可诉，就给陈毅同志写了一封信。
没过一个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陈毅同志回信并说只要有政策给右派摘帽子，第一个就给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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