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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讲习所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读的书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
《浮士德》是郭沫若先生翻译的。
作家是名人，翻译家也是名人，但我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什么也记不住。
如果只有背好《浮士德》才能写诗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
学习歌德的阶段，我桌上放着《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没人时打开抽屉看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来了，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所长召开座谈会，了解学员读书情况，有人已给我汇报，说邓友梅从不认真看课程内的书，却偷着看武侠小说。
丁玲很开通，她说，没关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就多读两遍。
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
经过一些年的创作实践，我的体会是：读书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接受的频道，不是这个频道就不能接受。
读得进去的作品写作时有意无意会去模仿它。
没有一个人开始写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学习水平接受水平是会不断提高。
后来我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巴尔扎克的著作也读了不少。
文学理论有没有用？有用。
只有写作写到了一定的程度，回视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再用文学理论去衡量，再作思考，才起作用。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张天翼同志。
我问他，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技能。
他说，记日记。
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当时在鼓楼，宿舍与课堂隔着一条马路），一个月要走几十趟。
你给自己提个要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过去没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
另外，在记的时候，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而设法让人看了得出你的结论。
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说漂亮两字，你只写她的形象出来，让别人读后感觉真是漂亮。
你想骂一个人，也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读后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记生活手记的习惯。
对社会、对人生总想多看多了解。
天翼同志说，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这样才接近真实，并能引起别人同感。
当了右派以后，不敢再往本上写笔记了，怕被拿出来歪曲解释，作为抗拒改造的罪证。
就每天睡觉前把看到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重新思维一成。
经过两年多，没有记录，好多事都忘了。
但没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记忆的。
我从文学讲习所出来以后，写了一篇小说《在悬崖上》（1956年秋）发表在《处女地》，接着在《文艺学习》转载。
当时红了一阵，我也有点晕乎，觉得这回真是要当作家了。
1957年赵丹来找我，约我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他先付1000块钱订金。
我正闷头改写剧本，全国作协叫我去开会。
一共通知了四个人，我、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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