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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也是北京人，但他是通县农村人。
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来北京很早，一进北京就参加做安排旧皇亲贵族生活的工作，熟识了一部分八旗子弟。
小时从大人嘴里听说的在旗人都是又爱吃，又爱吹，讲求面子却没本事挣钱的一族。
我们参加安排八旗子弟的工作后，发现以前对他们的看法不全面，甚至有成见。
旗人平均的文化艺术修养比我们汉族人高。
再进一步细了解，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消闲美食文化等方面，学问很深。
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群体怎么垮到这么穷困的地步呢？原来清朝一入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满洲统一了中国，全民族成员都有功，从此旗人男子一出生就有一份俸禄。
从今后旗人不许做生意，不许学手艺，不许种田。
学文要当文官学武要作武将，起码也在旗里吃一份钱粮！
这是胜利者的特权。
恰恰是这特权带来了悲惨后果。
一旦清朝帝制倒台，没有了政权撑腰，他们的后代连混饭的本事都没有了。
要饭都赶不上汉人，因为他们拉不下脸来。
“文革”
中我被定为反革命，在工厂劳动改造，气温零下40度，没有住处。
花140块买了个地震棚居住。
有一个京剧团的朋友竟要求和我来同住，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他是大清国驻欧洲某国钦差大臣的女婿，是大清国内务府大臣的嫡孙。
他没地方住，溥仪被赶出宫就在他爷爷任上。
他连买地震棚的能力都没有，只好找我搭伙。
我们在一个炕上住了四五年。
我从他那里感受到不少旗人贵族的特色。
文学是语言艺术。
光熟悉生活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
打成右派后，好几年我在北京劳动。
家在右安门，在德胜门外工作，每天下工路过天桥，我都到茶馆听说书。
故事我都知道，就是为了听艺人用北京土话述说故事的功夫：因此我比王蒙、绍棠更能使用北京市民口语。
我发现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这是我的特长。
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
》，发表后反应甚佳。
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同时也没有放弃写其他熟悉的生活，只是写别的用另一套语言。
只有写北京人的生活我才用北京土语。
其实我写战争花的工夫最大，我认为那才是主旋律，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写革命历史，但除了《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两篇作品得了奖，其他都没有什么反响。
说实话，我写北京题材的作品时最省劲儿。
写京味作品，我只注重有趣和有味，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时代，消失的历史。
写《烟壶》时本并没有想写爱国主义。
后来觉得想光写艺人的生活经历分量不大，就加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内容。
但只是着眼于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命运。
北京从元朝起作为国都几百年，任何一家老百姓的起落兴衰跟全国的政治局势跟全世界的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认真地反映了一家百姓的命运，就能把那一时代的整个历史背景折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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