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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读这些书才引起我读这些书的愿望。
他对这些书的评论，对我起了导读的作用。
我甚至怀疑我有些错误观点是不是也受他的影响。
不过我坚信，如果我在写作上有点什么长进，这位朋友对我就是起了引导作用的人之一。
从他早年的作品中，是能觉察到他读书所受的影响的。
翻开《台湾姑娘》看看，您不感到有屠格涅夫的影子吗？
除了读书，林先生年轻时感兴趣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他把这也当作学习。
他很少有娱乐活动。
他不打扑克（会打桥牌，技术不怎样），不跳交际舞（他是会跳舞的。
在大后方时他还跟着戴爱莲先生正经学过舞），也不下象棋。
有时下下围棋。
下围棋耍赖。
我跟他下围棋，他赢了就叫我数子儿。
他输了就抢着自己数，在数时做手脚，把我的活子当死子给我拿掉。
1951年冬天，我和林同时参加了中央土改团。
我到安徽，他到湖南。
这期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行改组，创作组被取消了。
我早回来一个月，被调到北京文联工作。
一个月后，早晨我上街去吃早点，忽看见林先生潇洒地顺王府井大街走来。
我问他何时回京的，要去哪里。
他说刚回来不久，剧院要他自己联系工作单位。
他去电报局给延边的一个朋友打电报，打算去延边工作。
我想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对他这南方人来说未必合适。
就说：“你等等再发电报，我跟文联领导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联，何必要去延边？”
他表示无可无不可，对是否留在北京并没太大热情，但也不反对。
我就去跟文联秘书长、诗人王亚平谈了一下。
王亚平马上说：“这个青年可用。
来吧。”
就把他调到北京市文联，在研究部工作。
研究部主任是评书艺人（现在时兴叫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副主任是位老报人，一位研究员是相声艺员孙玉奎。
林到来不久，领导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生活。
连先生和孙玉奎有演出任务，老报人年纪过大不适应艰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头钻进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编外村民。
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过几天，正碰上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两位青年来这里锻炼。
村干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顾这两位青年，向他俩介绍村中的情况，领着他们参加劳动。
前两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名震一时的电视剧《红楼梦》，我越看大导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觉得熟悉，后来想起，就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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