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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深入生活的踏实劲，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见。
除去开会，过年过节，他极少回城。
过年过节回来，是因为太太谷叶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只在放假时才能来京。
林平时节俭，但太太来时则保证她过两天轻松而富裕的生活。
他那时对写小说没有兴趣，醉心于戏剧创作。
戏剧中只限于话剧，话剧里又单写喜剧。
所以，写的剧本没有地方发表，更别提排演。
太太上学，他拿不到稿费，按说应常处在“经济危机”
中。
可他竟能打点得蛮舒服，还不用借债。
其秘密除去平时节省外（其节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只喝二锅头，若我请客就指名要西凤），还从不进百货公司。
买什么都上旧货摊或寄卖店。
他的鞋是在旧货摊上买的，小工艺品是在旧货摊买的，唯一的书橱也是旧货摊买的。
给太太置办贵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卖行里。
太太来京，他就能用小电炉做点吃的表爱心，每逢这时，不管请不请我，我都赶去吃。
不过他造厨的手艺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论。
他看家菜谱是煮红枣加花生米，雪里蕼烧黄花鱼，外加一盘猪头肉。
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待了多久，我记不清。
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
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
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
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
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
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
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
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
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
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
后来我写作时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
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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