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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期间他背诵英语辞典，利用的是种种缝隙时间，其中包括清早去公厕蹲坑的十来分钟，时常是只记得带了辞典不记得带上手纸，须高呼儿子送纸应急。
长期以来，他夜夜伏案工作到十一二点钟，在我们只有一间居室的那些年头里，好早睡的我于是就像“文革”
中蹲“牛棚”
饱受造反派有意折磨的“牛鬼蛇神”
一样，必得在白炽灯的映照之下学习入睡。
他的用功后来闻名澳洲，因为在那里就读时，他曾有过一周内两宿不睡写出两篇五千字英文论文的记录，使他的导师、悉尼大学校长克拉默女士大为惊讶，那地方的好几家报纸于是就都来采访了报道了他。
用功的结果是成果。
垒起他的著作，厚度早已超过了我的两倍。
他比我认真得多。
在外国文学领域，他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注重“元文本”
，不肯为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走现成的捷径。
他写那本《澳大利亚文学史》，为了对某个作家作出更客观些的评论，会接二连三地啃读所有他弄得到手的作品原著，读完千百页，方才最后落笔写下他自己的半页一页的判断，而不愿抄摘别人有过的定论。
结果，细工出慢活，他这本六十余万字的书，前后竟写了十年之久。
他重译《简·爱》，除了恪守“信达雅”
，还一心追求再现原著的诗意，手稿上涂涂改改有几页赛似军用地图。
近期他忽然对上海作家们的现时创作发生兴趣，但决不相信我既简明扼要又生动准确的介绍，只是一本一本地读了王安忆的《长恨歌》、赵长天的《肇事者》、陆星儿的《**岁月》，甚至卫慧的《上海宝贝》，然后再与我探讨有关新世纪文学创作的走向前景等问题，一如当年步出电影院时。
他实在是很有点迂。
译毕《简·爱》，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说，这可是一本代代相传的畅销书，只要你肯，愿以高价购买版权，或者给你高比例版税，每每重印，你都可以小小地发一点财。
他拒绝了。
他说我是应“译林”
之约重译的，我得守信。
然后他对我说私房话道，钱嘛，总是小事，那“译林”
，可是国内的一流出版社哪。
于是，四十万字的《简·爱》，他的基本稿酬是数千元，后来每重印万册，他也就只可得数百元人民币。
我最得意他的地方，在于他学的是外文，研究的是西洋文化，可骨子里仍是龙的土地上的浙东山区人。
尽管他能操一口流利典范的英文在领馆的“Party”
里自如周旋，但他从不在同胞面前作假洋鬼子状——作为写下“乡音未改鬓毛衰”
这一不朽诗句的老乡，他只要一说普通话，那浓浓的绍兴官腔就会让所有的人都忍俊不禁，不过在我听来，总觉得比那些爱卖弄几个洋文单词的夹花蛋糕式话语中听些。
尽管他很早就脚踏实地同吃同住同劳动地进入了西方世界，至今与那里的主流社会有着密切的交往，了解并研究着真正的西方现代派诸如帕特里克·怀特等，但他并不以为唯有西方某种体系方为正宗**，更不在自己的领域里挥舞西式语系的大捧来左打右扫。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进舞厅，不来“卡拉OK”
，他的**不靠那些东西诱发。
他对生活的诗意的领悟蕴含在他二度创作的译著《简·爱》、《我的光辉生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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