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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下着雨，我俩说着话，几乎说了一个通宵，并不是如今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难舍难分缠绵悲切——那时候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具体的个人，好像都不像现在这般多情细腻——更多的话题倒是互相的安慰、勉励和对日后前景的展望。
天快亮时，我们切实地意识到迫近了分离以及国定一年十二天探亲假的遥远，于是便与那位擅写离别之情的诗人以及他老先生的佳句产生了真正的共鸣：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八年后我们相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
屈指一算，老夫老妻八年中见面的日子，只不过几个月。
我们格外地珍爱自己的小家。
学校给我们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房，原先是学生练琴用的。
我们很满足。
太小的面积容不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的家具，我们就盘腿坐在**读和写，像东北炕上的老大娘似地。
吃饭的餐桌用两张方凳组接而成，尽管儿子几次让热汤烫了肚皮，但我们每顿都吃得有滋有味。
小小的暖巢，补偿着分离日子里损失的亲情。
可是我们又不甘于永远蜗居于这一小方温馨的天地。
我们在共同的空间里向各自的领域探寻和冲刺。
他一往情深地推敲着英美语言文学，我开始眼睛发直地用笔描绘我正在日渐往深处理解的人生。
没多久，他考上了“文革”
结束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澳洲，读硕士，当四十岁的老童生，为期两载。
我们又分开了。
这回的分离已不再是一种无奈。
他满怀豪情地走，我欢欣鼓舞地送，“巴山夜雨”
时的话语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内容和前景目标。
两年后他回国，捧着戴了硕士帽傻笑的毕业照见我，我则递给他两册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儿习作的小书给他，以示我的成就和得意。
我们为又一次的团聚而欢笑，只在对方的细细的皱纹中，读出了两年中他在异域他乡的孤独和我一人拖着一双幼小儿女的艰难。
我们毕竟都已在“不惑”
的门槛上了。
自找的分离从此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经常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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