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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等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问：这在台湾好得多。
除了您上面说到的那些谁也不会去伤害的文学家、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不少电视上的“言论嘉宾”
，或者说是“言论领袖”
，俗称“名嘴”
。
“名嘴”
这个俗称给人的整体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细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
是有理性、有专业的，他们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
答：按照一般标准，应该算。
但是，我心中的标准要高得多。
台湾的这些“意见领袖”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
我深知，他们的话题是媒体设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独特建设。
民众从他们身上获取的，主要是立场、态度、语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维方式。
这低于他们的实际水平，很可惜。
问：您说他们太政治，但台湾目前的风气就是传媒的高度政治化。
余教授，您难道认为，政治不太重要吗？
答：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经济高于政治，文化高于经济，宗教高于文化，自然高于宗教。
问：按照这个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为那种政治化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但是无论如何，您还是非常“公共”
。
台湾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学术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
由于您的文章进入了这里的中学课本，连中学生都惊讶您还活着。
马英九先生那么忙，还来亲自主持您的演讲。
听我们的老师说，您在全世界的华文读书界，影响都很大。
请问，您向这么辽阔的“公共”
传输的核心话语是什么？
答：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
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到达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
问：在很多文化人看来，政治问题要比美学问题重要得多，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吗？
答：你们都看了我在北大讲课的记录稿，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和终极关系。
如果把这个道理放回到从前的历史中去，即便是当事人也未必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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