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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楚怀王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余秋雨：但是，同时你应该看到，造就屈原的深切诗情，恰恰也有这个楚怀王的一份。
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对楚怀王的情感一直无边无沿。
他走得再远，也把楚怀王作为一个倾诉对象。
因此，不管我们多么责怪楚怀王，他也是屈原诗歌中的一个主角。
我这么说，又是文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大区别了。
即使从政治思维来说，楚怀王也让屈原割舍不下。
楚怀王能够在屈原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他加以重用，可见眼光独到。
他交给屈原的任务，也是当时楚国政治、外交上的敏感点，因此他不能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高度敏感。
屈原不可能傲视楚怀王，但纯净如他，又必然把楚怀王对他的任用看作是一种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会曲意奉承，只会安然自得。
这种神情，也会让楚怀王觉得不舒服。
而这种不舒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小人挑拨的起点。
屈原始终不敢承认，他对楚怀王一厢情愿的知心判断只是一种幻觉。
由幻觉所产生的期待又切断了他与楚怀王进行政治对话的正常方式，这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使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从政治语境中分裂出来，渐渐自立自为。
屈原，在流放地让诗歌流放，并因流放而独立、而伟大。
屈原的生平记载是从遭受诬陷开始的，诸子百家中只有韩非子与他相似。
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
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
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
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
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
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
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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