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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为他的市侩和顺境，也就是所谓的平衡呢？那么是不是“伟大”
这个词本身就有对缺憾、断裂的要求？这种倾向从何而来呢？
余秋雨：歌德还是伟大的。
他在平衡的生活形态中不断制造着内心的不平衡，而这种制造又出自他的本能。
例如，他那么权重位显、德高望重，却在七八十岁时还在追求一个十九岁的女孩。
恋爱只是路遇，而那个小女孩又相当庸俗。
这个世界第一流的诗人，给那个小市民女孩写了很多的诗。
这个歌德是可爱的，也有一点愚蠢。
歌德好像很平顺，但他心里的分裂因子没有消失。
我在他的故居里看到，他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物标本、化学标本，试图突破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局限。
这种焦躁的情绪，也是他由分裂、离别而走向伟大的一方面。
丛治辰：那么导致我们追求平庸的究竟是这个“均质化”
的时代，还是对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呢？屈原因为苦难写下了《离骚》这样伟大美妙的诗篇，但如果我们要求屈原去过颠沛流离、饱受磨难的生活，是不是很残忍呢？
余秋雨：伟大不是苦难造就的。
这正像说泥潭中也能造起高塔，并不是说泥潭本身就能造就高塔。
世上饱受磨难的人那么多，而伟大的文学家又那么少，可见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转换的关系。
你刚刚引述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
倒是关键。
为了“生活在别处”
，精神上的“颠沛流离”
是少不了的。
这个过程其实比生活上的磨难更为痛苦，却是通向伟大的“必要程序”
。
当然，这一切都应该有一条底线。
我本人对此有过一种特殊的体验。
“文革”
结束后我担任院长时，曾经对受屈多年的教师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他们一定能显现出一种特殊的人格力量。
但是，当我逐个考察他们之后却很失望，发现过度的人生坎坷很可能会毁坏一个人的人格。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了不断通过攻击别人以自保的小人。
为此，我后来在写清代流放者的文章时，专门论述了那些大学者在流放地无法写出优秀作品的原因。
刘璇：有很多杰出的人一生过得都很顺、很稳定。
比如说俄国的普希金，他是个出身贵族的诗人，一度跟皇室走得很近，最后虽然死于决斗，但也称不上苦难。
还有鲁迅，也没经历过什么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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