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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
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
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
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
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
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
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一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
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
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
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
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
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
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
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
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
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
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
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
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
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
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
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
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
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
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
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
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
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
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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