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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
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
。
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
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
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
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
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
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
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
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
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
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
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
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
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
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
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
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
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
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
?我看不会。
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
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
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
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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